一周书记：密纳发的猫头鹰……应该随时起飞
在某些日子里，阅读会变得急速，也更有针对性。过去几年里读过的一些书似乎是自动地浮现出来，温故而知新，也可能是因为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托尼·朱特笔下的布鲁姆、加缪、阿隆被放置在惊心动魄的历史波涛之中，讨论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和局限，描绘的是一幅充满了矛盾的时代思想版图。（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朱特强调的是尽管时势复杂而危殆，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仍然坚守他们的政治义务和所选择的道德伦理，在谁也无法掌控的喧哗与失序中他们显得孤立而无助，但他们保持了思想的尊严。那位欧洲老左派、老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周全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把你带到1968年巴黎学生风暴的现场，让你听听“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如何以历史学家与亲历者的双重身份谈论左翼知识分子传统与街头政治。与雷蒙·阿隆把1968年理解为一场“集体街头行动剧”不同，霍布斯鲍姆对运动的态度是既欢迎又感到困惑，他以中年人的左派心态面对“年轻好战派学生”，认为他们很可能只是表达出反抗一切束缚的个人意愿，“革命根本遥遥无期”。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左派立场，他还是支持他们。最后他认为1968一代人最终还是注定从激进回到稳健，这是1848年以来每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命运。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则让人看得喘不过气，令人感慨的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与俄罗斯“同受煎熬”。匈牙列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使人看到在社会转型中的失序是如何被理性精神和前进共识所克服的，提醒人们思考理性目标和合理策略以及不断成熟的技艺之间的关系。
至于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他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和《法国人民抗争史：四个世纪/五个地区》（刘絮恺译，上、下册，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今天看起来更像是研究社会运动的系列性丛书。蒂利在早期研究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时，同时研究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问题，他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抗议性集体行动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的理论即在此时萌生。他在对于60年代学生运动以及社会抗议风潮的历史性解读中，敏锐地注意到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由此而开创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理论。蒂利还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国家的作用：压制能力、反应机制、政权中某些成员的立场变迁等等，强调“抗争政治”中的民主化概念必定充满了协商与互动的色彩，意味着政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3页）他的《法国人民抗争史》乍看起来颇像一部左翼史家的横跨17世纪到20世纪的专题史著作，实际上他所关注不是史事发展的前因后果的线性描述，而是在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的梳理基础之上，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的视界和观点对抗争政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呈现的复杂性进行了史论结合的探索。他的研究指出在17、18世纪出现的以抗税、暴乱、抢粮暴动为形式的抗争性政治不仅仅是因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压迫剥夺，而且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形塑过程、平等意识的高涨密切相关，并且提醒人们应该高度关注抗争的手法、方式本身所呈现的价值与意义：“一般民众其实是用这些被官方称之为失序状态的种种行动，去对抗不义、抵制剥削，并在现存的权力结构中，为取得其应有地位而奋斗。”（717页）
与蒂利相类似，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也是明显地把学术研究与街头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他的提问中包含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12页）塔罗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受查尔斯·蒂利的影响最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开始做有关意大利抗争史研究的时候，从蒂利那里学习如何做事件分析。塔罗的论文《社会抗议和政策改革：1968年5月和法国的教育指导法》（载《生产》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从五月风暴对法国教育改革的影响研究社会抗议运动与政策改革的关系，其路径与蒂利的抗议政治相类似，而且是更为具体的个案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认为，“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改革一定源于抗议，但持续的集体行动经常驱使精英们沿着改革的方向行动”；他引用其他学者的一个研究结论也颇有意义：“大规模的运动浪潮……总是以某种立法的成功得以补偿，这是政治行动价值最后的试金石”。（216页）他在最后补充说：“一个抗议和改革周期的结果不能仅仅以其直接的结果来衡量。……紧接着像1968年五月学潮那样的大规模运动之后出现的沉闷可能掩盖着一个缓慢而精细的文化转型过程，它为下一个抗议周期留下价值和实践的遗产。”（217页）
在今天，重读雷蒙·阿隆的《介入的旁观者: 雷蒙·阿隆访谈录》（杨祖功、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当然会有更为深切的感受。身为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雷蒙·阿隆在充满尖锐碰撞的访谈中回顾和分析了一生经历的历史事件与思想论争，充分显示出他特立独行的思想立场和论述风格。所谓“介入的旁观者”，他自己的解释是：“我在波恩大学当助教时就决定了我的知识分子道路。我决定当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当一个现在进行时历史的旁观者，尽可能客观地对待现代历史的旁观者，但也不完全脱离历史，而是介入历史。我愿意把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双重立场结合在一起。”（253页）在我理解中，他是在介入中保持旁观的客观性，在旁观中坚守介入的激情与责任；所谓的旁观不是袖手旁观，所谓的介入也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的介入，“介入的旁观者”正是为了避免纯粹的旁观者或行动者的局限性，力图在介入中保持客观的立场和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他看来，客观性与行动介入并非完全不相容。（253页）在此之前他还说过，“当我决心既当历史旁观者又做历史行为人的时候，正是从研究马克思，特别是《资本论》开始的”。（27页）他的确曾经深受马克思影响，而且保持对其思想的尊重，但是他不同意“历史决定论”，更加反对他所看到的在苏联发生的现实。既然是要介入，那么选择哪一方作为自己所支持的或反对的对象？米西卡问得很尖锐：作为介入的旁观者，您对一切重大事件表明自己的立场，“您以分析、解剖但不选择著称”？雷蒙·阿隆认为这种看法是错的，但承认也有道理，他的意思是分析问题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一回事。（254页）更有意思的是，沃尔顿说阿隆过去的一生都是讲右派话，向左走，或者讲左派话，向右走。（253页）雷蒙·阿隆承认这是一种介绍他的“狡猾”方式，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在介入中保持独立的思考与立场。
正是作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相信自己对形势与事件发展的判断：“我曾以得体的方式分析过大量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我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还可以。这是涉及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根本性争论，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对希特勒没有幻想，我对斯大林也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革新。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的厚待。”（246页）“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无论介入还是旁观，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和立场。然后，无论是介入还是旁观，都要坚持对话，能否允许公平的对话也是一种判断社会制度的标尺。他认为“苏联制度的实质是拒绝对话。至于我，在我选择的社会里，三十五年来一直存在对话。这种对话应该尽可能地合乎理性，但也接受感情用事和不理性，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另一种社会建立在拒绝相信被统治者之上，建立在少数寡头的强词夺理之上，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他们自认为掌握了自身和未来的绝对真理。对此，我坚决反对。我与之战斗了三十五年，而且还要继续战斗下去。这几个寡头强词夺理，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和未来的真理，真叫人受不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第248页）我们更知道，如果不存在合乎理性的对话，不但介入是不可能的，连旁观也会难以维持。关于什么是雷蒙·阿隆最为坚持的价值观，他的回答真的不出我的预料：自由与真理。“我相信，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里。正是为了表达真理，人身必须自由，不能有强制你的外部权力。”（258页）虽然我记得马克思说过“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但是阿隆最后这话似乎更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而且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可惜的是有时人们会忘记或者不愿意为它付出某些代价。
从书斋中的学者到大街上的“介入的旁观者”，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选择，但是能够像雷蒙·阿隆那样作出准确判断和正确选择却实非易事。社会运动中的茫茫人海，变化纷繁而诡异。在旁观与介入这两种身份之间，在主观上如何划分界线、在客观上又如何能够划清界线？主体立场的悖论深刻地隐含着权利与权力、反抗与秩序、欲望与压制之间的棘手关系，无论介入还是旁观，究竟是要彻底反抗权力的秩序还是要建构新的权力秩序？在旁观与介入中的立场与策略是什么？如何发现和判断各种可能的选项？旁观者是否更多会从宏观政治着眼，而介入的行动者都只能从微观政治入手？ 假如面对的是一个疯人院，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年）中那个精神病院，你如何选择旁观与介入的角度、目标、手段和预期效果？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无论旁观还是介入，核心只有一个：围绕着自由这个中心价值，究竟是服从秩序还是反抗秩序？然而，像雷蒙·阿隆这样的理性思考和审慎介入是否能够使在疯人院中发动的反抗有效？难怪当年的《费加罗报》有一位读者致信雷蒙·阿隆，认为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怀有偏见是不公平的。我常常想起和在文章中引用过这位读者的话，我无法忍受以傲慢、自负或轻佻、嘲弄的口吻谈论法国的“五月”。这或许是“介入的旁观者”不应缺失的道义情感。
作为“介入的旁观者”，个人生活当然是继续存在，但重要的是对生活可能会有了新的、强烈的感受。在法国，人们有一句套语：“C'est la vie”，意思是“这就是生活啊”。但是，什么样的生活才配得上这样的感慨？激情的？浪漫的？无奈的？还是在绝处奋力抗争的？巴黎永远是浪漫之城，但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抗争之城。去年11月25日，法国10万人示威抗议，与警方暴力冲突，地砖成了示威者的武器，摩拜单车做街垒；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示威者撬起路面石板，推倒红绿灯柱，燃烧警方竖起的路障……“C'est la vie”！——其实，这不仅仅是法国人才有的生活感悟。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话剧《小市民》（1901年）中的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愚昧无知，相信和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儿子彼得曾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但他很快就害怕了、后悔了，与旧制度和父亲和解了；只有火车司机尼尔与他的养父别斯谢苗诺夫展开了激烈冲突，尼尔认为“不变的列车时刻表是没有的”，生活要改变，社会制度要改变，权利只能争取来，为此“要全心全意、千方百计地闯进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乐趣就在这里啊！”1902年10月该戏在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上演，观众看完戏后高呼“打倒大公爵！”1903年在别洛斯多克演出时，更是激发了观众的示威游行。“C'est la vie ”！
在这部访谈录中，两位采访人对于他们与雷蒙·阿隆那一代人尤其是与阿隆本人的区别非常敏感，也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们说：“当雷蒙·阿隆谈论他亲历的事件时，我们理解被卷入大写历史旋风中的一代与我们这一代之间的差别。在法国，我们这一代有站在大写历史外边的感觉。……他们那一代人亲身感受到了有些政权以伟大理想为名，行野蛮之实。……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崩溃，对其脆弱性有切身感受。他懂得，当一种根本性失衡已经形成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正因为如此，他才对社会和谐魂牵梦绕，念念不忘，他才对可能分裂社会和削弱社会的冲突忧心忡忡。可以看出他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差别。”他们并不认为1968年5月运动造成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后果，相反是认为“这些冲突超越了严格意义上阶级斗争，也是变革社会结构的一种手段”。（6页）被卷入到大写历史的旋风之中，这应该是思想者应该祈求的命运。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位采访者的最后这一观点与蒂利和塔罗的理论可以接上头。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法哲学原理》，13—14页，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按照他的说法，哲学家无法在现实进程或社会现场中思考和行动。但是青年马克思却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改造世界，雷蒙·阿隆则认为应该作为“介入的旁观者”，以政论家的身份随时介入动荡的历史（245页）。还有前面所讲的托尼·朱特、霍布斯鲍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贝拉·格雷什科维奇、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是在历史斗争的现场中发展他们的思想和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密纳发的猫头鹰不必等到黄昏，也不必守在书斋；它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随时都可以飞，随时可以在大街上飞翔。这才是进行着的世界史与思想史最真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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