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诗群春意盎然 广西诗人访谈记

诗人访谈

本报记者袁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民族出版社推出“含羞草丛书”，12位广西青年诗人以集体阵容展现中国诗坛，此后广西陆续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和诗群，可以说形成了60后和70后诗人齐头并进、80后诗人冲劲十足、90后诗人初露锋芒的态势。记者分别采访了60后诗人非亚、70后诗人吉小吉和女性诗人黄芳，去探寻他们以及其所在诗群的创作、探索与思考，关注广西诗歌的发展、坚守和进步。

看清差距一路前行

非亚，诗人，建筑师，诗歌民刊《自行车》初创者之一并主办至今，曾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近年著有诗集《倒立》。

记者：1991年，您和麦子、杨克一起创办了“自行车”诗社，是中国南方先锋诗歌探索的阵地。“自行车”的先锋性是生而有之还是在发展探索中形成的？

非亚：“自行车”从创办始，就明确定位为一个现代诗群体，同名刊物也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先锋性的要求，一开始就有，一直延续至今。写作上的求新求变，艺术上的不甘于平庸，导致先锋性成为诗社的一种基因和渴求。“自行车”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对生活的挖掘、表现和发现上，对生活有一种求真的态度。只有那些新的、独特的、具有个人魅力、勇于探索、并能够穿透现实的诗歌，才能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和阅读的冲动，并敦促我们不断地在诗歌创作理念上进行新的变革。

记者：28年，“自行车”的先锋性发生了什么变革？

非亚：《自行车》创办20周年之后，开始寻求和艺术、音乐的交流和融合。一方面是刊物办了20年之后，我们希望寻求一种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源于我们对“诗歌不是文学，诗歌是艺术”这个理念的认知。这个认知也促使我们，从只是编印一本纯粹诗歌刊物的习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开始关注当代艺术的变化、发展，寻求对诗歌具有启发性的有益帮助。这个理念，在国外一些诗歌流派中都是存在的，比如美国的“纽约派”就从绘画中获得不少启示。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反映和思考，以及图像的形式、力量和变化，都会对诗歌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交流和融合上，诗群开展了具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2017年“自行车”和南宁艺术家一起，参加了中山路的“城市记忆展”，诗歌以街头展示的方式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记者：就整体而言，您认为广西的诗歌在全国处于什么水平？与诗歌强省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非亚：从诗歌写作的人数、水准和影响力上，广西还谈不上是一个诗歌强省，我个人的判断大致属于全国中等的水准。与诗歌强省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创造力的诗人偏少，诗歌写作似乎还没有完全找到属于自己的具有本土特色和历史、现实深度的土壤，开垦和挖掘的力度都不够。另外除了诗歌民刊和群体外，广西也缺乏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缺少了一个能引起关注的阵地，在诗歌交流层面上也缺乏积极有效的机制，诗歌的各种交流活动也相对偏少。在诗歌批评层面，也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批评家。不过诗歌写作从来都是个人的，诗人从自己的角度，把自己的诗歌写好，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继承传统创新出路

吉小吉，中国作协会员，广西“漆”诗歌沙龙核心成员。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全国各级刊物发表诗文多篇，出版诗集多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您就在省级的报刊发表了诗作，您的创作基本与广西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同步。您认为，这些年来您诗歌、广西诗歌的创作有什么变化？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吉小吉：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应该是从1998年开始的。从空灵、华美，追求意境上的美感，到简洁、直接、原本，追求直达事物的本质，再到“情感之上”，追求“情感注入的呈现”，再到现在认为诗歌就是抒发情感的议论，或者讨论立场的情感表达，我一直在继承与反叛的创新中寻找着出路。这与广西诗歌创作的整体氛围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广西诗歌一直走在创新的路上。非亚和“自行车”诗群在当代诗歌现代性的拓展上做了有效的探索，诗歌从旁观回到了现场，回到了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并逐步成为传统的一个部分。桂中地区的三个A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诗歌群体，则以另一种现代诗的向度在探索前行。他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大量引入与时代同步的各种“社会元素”，为当前诗歌创作注入一股“口语能量”，促进了广西诗歌创新形式的多样化。广西其他诗歌团体以及诗人都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着各种程度的创新尝试。

记者：广西诗歌在90年代后期陷入了沉寂，作为“漆”诗歌的核心成员，您认为当时是一种什么力量促成了“漆”诗歌沙龙形成，成为新世纪广西诗歌复苏的先声？

吉小吉：“漆”诗歌沙龙形成于1999年的端午节，第一期《漆》诗刊也于同年10月出版，今年恰是“漆”诗歌诞生20周年。当时，由“漆”诗歌沙龙发起并主要操办的广西首届青年诗会的举行，让广西诗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然，广西诗歌的复苏，也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诗歌艺术也在发展中需要向中国诗坛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漆”诗歌每年依然开展诗歌评奖及各类活动，“漆”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团结了100多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每年都有成员作品刊发全国各级公开刊物。

近年来，70后和80后诗人成为广西诗坛主力军，刘春、羽微微、黄芳、天鸟、黄土路、许雪萍、琬琦、伍迁、三个A、吕小春秋等一大批诗人活跃于诗坛。但总体而言，70后诗人里有高原却没有高峰，缺乏那种在中国诗坛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

一种认识一个高度

黄芳，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诗集《是蓝，是一切》《风一直在吹》《仿佛疼痛》《听她说》。

记者：您的诗歌真挚而浓烈，是什么开启了您的诗歌创作？这些年来，您诗歌的创作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与广西诗歌创作的整体氛围有没有联系？

黄芳：我很小就喜欢写写画画。真正有意识地写诗，是在初中。那时我哥订了一份《诗歌报》，这份报纸对我影响很大。如果说我有写诗的天分，那么《诗歌报》就是激发这天分的神秘之手。

创作的变化，自然与心智、阅历趋同。曾有诗人用羚羊挂角来评价我的诗歌。但我知道，我和大多数诗人一样，都是从最初的模仿和强说愁的青春写作中，不断地练习和领悟，才最终形成个人风格。这个过程中，广泛的阅读，尤其是对哲学方面的阅读，对我影响甚大。至于广西诗歌创作的整体氛围，我觉得它也许会起到某种鞭策和推动作用，但对创作变化不存在必然影响。

记者：2010年，您参加了全国性诗坛的“青春诗会”，是广西第二位参加此盛会的女性诗人，诗会给您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黄芳：那是第26届“青春诗会”，在浙江文成召开，为期一周，共有13位诗人。采风、改稿、讨论……短短7天如浮光掠过，留下的印迹或深或浅。我的指导老师周所同给我印象最深。那些天，无论晚上我们去哪里，周老师都待在房间里看稿或写稿。每次吃饭，吃素的他无视我们满嘴油腻，静静地边抽烟边看稿子。即使是行走山间，他也会在歇息间隙拿出随身携带的诗稿。周老师为我手写的评语，我至今珍藏着。对于很多诗人来说，周老师是一个高度，一个为人为文的高度。

记者：近年来，您参与了广西诗歌创作双年展的编辑审稿工作。哪些广西本土诗人给您印象深刻？

黄芳：因为我只参与了桂林诗人作品的初审工作，从我接触到的作品看，这些年来一直创作比较稳健向上的，有唐女、莫雅平、吕斐、黄跃平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桂林诗人胡子博一直没有参与广西诗歌双年展，但我觉得他是桂林乃至广西对自我写作要求特别高、特别有自省意识的诗人之一。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广西诗歌的一个不足是缺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您怎么看？

黄芳：艾略特称赞庞德为“最好的铁匠”，不仅是因为庞德以敏锐过人的文学素养为艾略特的诗歌去芜剪杂，还力推了很多名声甚微的诗人。如果我们真能遇到像庞德这样的“铁匠”，自然是一件幸事。

然而，在信息极其发达的当下，在诗歌评论注定要滞后于诗歌写作的网络时代，一个诗人的作品得到认可与否，评论家的作用其实很小。更何况，如果某个评论家真具有全国影响力，那么他就有责任和义务以放眼全国的视角来进行评论，不能也不会绕开蓬勃发展的广西诗歌。所以，我觉得广西有没有“御用”的诗歌评论家，对广西诗歌创作的优劣不存在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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