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去世:曾为潮州首富公子 19岁受聘中大
饶公千古
业精六学,才备九能,茹古涵今人何在?
岭上云生,心中桂好,守株待兔笛含悲。
(先生云做学问要守得住寂寞,如守株待兔也。)
2018年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幼承家学的饶宗颐,研究范围极广博,涵盖上古史、甲骨学、经学、宗教学、史学、敦煌学等十三大门类。其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他曾说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
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他长期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2017年8月9日,饶宗颐先生迎来了百岁华诞,一向清心甘泊的他仍精神矍铄,坚持每天读书、绘画、写字。“辛苦待舂锄”,正是饶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的写照。
少年退学求学
14岁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刚上中学的饶宗颐作出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退学。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
据悉,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父亲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继承他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饶宗颐曾在《我的家学经历》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2岁时因病去世,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19岁受聘中山大学
饶宗颐是中山大学的杰出校友,与中山大学有着长达80载的学术因缘。
1935年,饶先生19岁时,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饶宗颐先生还一直担任着在中山大学创刊的学术期刊《华学》的主编。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永芳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岭学辉光,开来继往”。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出席典礼的粤港两地专家、学者并藉此机会庆贺国学泰斗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撰写巨幅寿联:“遐龄方百岁,六合同庆春。”
香港潜心治学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
饶宗颐讲述:
“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2013年12月,香港大学将新成立的校内最崇高的学术荣衔——“桂冠学人”,颁给首位获奖人——饶宗颐教授。
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饶宗颐说:
“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
“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文/图据《南方都市报》)
2008年,时年91岁的饶宗颐(右)和时年97岁的季羡林握手,民间常有“北季南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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