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淡泰然的郑之珖
清乾隆《广安州志》载：“郑之珖，广安人，字于斯，由举人授广东高州府推官，历官礼部精膳司郎中，点黔试。会黔中乱，罢试，遂隐湄潭。别号峨眉道人。著《莜芦集》二十卷、诗四卷，卒赠奉政大夫，谥贞悫。崇祀乡贤。”
明崇祯三年（1630），郑之珖中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到广东高州府任推官。广东省东部地区向来富饶，而高州又处在沿海地带，远离京师，很多官吏贪赃枉法，行为不检点。唯独郑之珖为人清廉自守，严厉执法，当地百姓都很拥戴他，郑之珖也因政绩优异，被任命为通州（今北京通县）知府，但时值李自成攻陷北京，他被当地人挽留未去赴任。后来南明绍宗朱聿键在福建继位，召唤郑之珖参加，授予他工部主事一职，后擢升为员外郎。明永历元年（1647）秋，福建陷落，大半的士绅都归顺了清政府，郑之珖则削发为僧，在广东新会县（今广东江门新会区旧称）以卖药为生。
明永历二年（1648），李成栋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归降大明，郑之珖还俗留发赶赴其住所，被另行授予户部员外一职。明永历四年（1650）二月，擢升礼部祠祭司郎中，到贵州主持考试。五月到贵阳，正值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攻占贵州。孙可望拥兵威胁朝廷索要“秦王”封号，因大学士严起恒、杨鼎和，兵部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五人反对未果，孙可望遂即命令部下杀死这五人，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河里，然后自称为“秦王”。南明绍宗闻之惊痛不已，被迫赐予孙可望“朝宗”一名，派官吏去安抚他。孙可望更加嚣张，威胁文武百官，索要官爵，改铸印章，变更礼法制度，不服从的人都被诛杀。一时间，所有官员都惧怕他的淫威，不得不屈服于他。而郑之珖此时却选择辞官，带着妻儿归隐于湄水之北，自号“峨眉道人”。他一向清贫，做官的时候就很清廉，如今更是身无长物，自己务农劳作以自给，恬淡泰然。
当时，南明永历御史钱邦芑于永历七年（1653）辞官，在贵州东部余庆县蒲村隐居，与郑之珖所居处相距九十里，二人经常一起喝酒，喝醉了就不停地哀声歌唱。明永历八年（1654）春，钱邦芑被孙可望强迫入幕，不从，遂削发为僧，号“大错和尚”，郑之珖听闻，大哭，慰问钱邦芑说：“过去我在福建遇难出家，今天你也如此，天降灾难一向都是这样的啊！”之后，郑之珖纵情诗酒，不再在意外面的世事。明永历十年（1656）九月，郑之珖突然得病，他对妻子汤氏说：“我如果不行了，大错和尚一定会来，我的后事只能托付给他了。”十月初五，郑之珖去世，钱邦芑闻讯前来吊唁。郑之珖的朋友山阴胡钦华、门生西川陶五柳、湄水龚惟达、吴开元、赵时达等人也都来吊唁。郑之珖去世后被谥号为“贞悫先生”，葬于湄水桥西，人们为其立碑纪念。
郑之珖育有三个儿子，长子夭折，他去世时，二子才三岁，小儿子才一岁，江津人程源为他抚养这两个孤子。之珖死后有《明书》（二十卷）、《罏史》（八卷）、《椟庵文集》（六卷）、《诗集》（七卷）、《纪难》（二卷）流传于世。其他零散作品还有很多，均已散失。
钱邦芑曾评价说：“有志之士屡遭大的变故，百折而不退缩，能够保持稳重的样子，是很难得的。三十年来，国难频兴，从不缺乏坚守节操、保全自我的人才，像张同敞、郑之珖二人，著作和成就已经远播万里，而不同凡响的志气和节操，又传播百世。”有野史记载，说张同敞始终不被贼寇所污、始终不屈服于大清，郑之珖也如此。二人之死，慷慨从容虽有不同之处，但始终保持清白、不被屈辱是二人的共同之处。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说的便是张、郑这样的人吧。
(市地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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