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天禄阁 石渠阁 □王晓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桀骜不驯的文学大师鲁迅竟对《史记》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足可见其历史和文学价值之高。众所周知，祖籍韩城的司马迁，能够写出令后世惊艳的《史记》，与其出身史官门第，聪明睿智，善于调查，意志坚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此之外，还与天禄阁、石渠阁有很大的关系。
天禄阁，位于今西安西北郊西汉未央宫西北部的一座高坡上。东距天禄阁520米的便是石渠阁，因其阁下有石砌渠道导水而得名，同样是高台殿阁建筑，但规模要比天禄阁大。天禄、石渠两阁，同处一条直线，东西相对而立，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
天禄阁、石渠阁能够建立，汉代开国元勋萧何可谓功不可没。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却统一了文字，建立了法制律令，保存了医术、种植等科技性书籍。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惟萧何独先入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的做法，不仅使得这些重要的书籍档案幸免于项羽火烧秦都之难，更为日后西汉政府制订适宜的治国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阴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萧何“先收图籍”之功如此评价，足可见其对西汉政权建立的重要性。
为了让这些重要的典籍资料得以保存，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萧何主持督建未央宫时，在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位置，主持修建了天禄阁和石渠阁，并将自己苦心收集的秦朝的各种图籍档案存放于此。《三辅黄图·阁》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汉宫殿疏》载：“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贤才也。”《后汉书》载：“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由此可见，石渠阁、天禄阁既是汉代的中央档案库，也是皇家藏书阁，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到汉武帝时，藏于两阁中的书籍已达13269卷，这些丰富的档案典籍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接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的官员。根据阁藏史料，结合自己的游历考察，以及父亲收集的材料，司马迁潜心缀集《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这项不被朝廷认可的“私活”进展得当然并不顺利。为了便于出入两阁查阅资料和《太史公书》中的纪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放下手头工作，与众臣提议造汉历。这既是分内工作职责之事，也是使命所在，不仅实现了司马氏“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而且还实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更是为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修订完《太初历》后，司马迁终于静下心来继续编纂《太史公书》了。虽然没有官方授予，但司马迁仍激情高涨，斗志昂扬。而那些尘封于两阁史书典籍中的明主贤君忠臣义士，谄媚奸佞邪恶之徒，以及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如波涛汹涌般，让司马迁丝毫不敢懈怠，奋笔疾书，即使遭受宫刑，也在所不惜。依靠着两阁藏书及档案，司马迁自我安慰，忍辱含垢，于3000年历史中，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详实记录了上古时期中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在这长达14年的撰写过程中，如果没有天禄阁、石渠阁中的史料支撑和精神抚慰，不知司马迁的《史记》还需多久才能完成。只可惜，新莽地皇四年（43年），未央宫遭遇火烧三日，两阁建筑及藏书也付之一炬，如今只留下两处高大台基，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任人凭吊。
历史可以湮没一切，但文化却永远是光亮的。高大的天禄阁、石渠阁已经尘封于历史之中，但司马迁的《史记》却存留了下来，并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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