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俊 绘画作品赏析

▲《念青贡嘎日松贡布》?《踏歌高原》?《白狼羌》▼《川藏公路》《白度母》《再见香格里拉》《茶马古道的回声》《岁月如歌》《格达活佛》▲《青藏高原》

（上接第一版）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彼时，全国尚且如此，整个甘孜州也难逃文化教育青黄不接的命运。正是基于此种现实，在文化传承的关键时刻，四川省藏校宣告成立。

当时，四川省藏校虽然成立，物资、师资都极度匮乏。由于路途遥远，许多新鲜蔬菜从成都运到竹庆，早已变成了烂菜叶；竹庆土质不佳，教室的泥墙时常渗进雨水；出于种种原因，不少通晓藏文化的高僧大德不愿意走进学校授课，而此时，一些名动藏区的高僧大德已近人生暮年，如不及时“抢救”，培养传人，千年一脉的文化恐就此断流。

师资如此，生源也难尽人意。不少学生未上过学校，年龄、水平参差不齐，加之传统的藏文化在学科设置方面与现代学校颇有差别，这也导致正常教学难以按照一般学校的通行标准开展。

站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关头，四川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藏汉大辞典研究专家土登尼玛四处奔走，出面邀请高僧大德入校任教；时任四川省民委主任的扎西次仁则以民委的名义负责学校办学经费；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根秋登子严格按照现代的教学理念，重新分设各个专业，设置课程。

根秋登子说，当时，想了一些办法，直接在学生中任命辅导员，负责管理，也负责学业上帮助后进同学。在得知藏区著名的唐卡画师唐拉泽旺已80高龄，根秋登子和学校商议后，遂决定不拘泥于形式，当即安排学生前往德格县巴邦寺拜师学艺，12名学生就此离开竹庆，在八邦寺修习三年。

今天，当年的不少学生早已成业成名，在藏文化的各个领域独领风骚，但谈及竹庆的求学经历，无比感念感慨。如今，在藏文书法领域独树一帜的嘎松多吉曾告诉记者，没有当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没有省藏校刻苦读书的氛围，自己难以巩固书法方面的根基，并加以提高。

而对根秋登子而言，他于当年的省藏校，当年的省藏校于整个藏文化的传承，这其中的关系实难以三言两语总结。对此，根秋登子说：“历史上，在竹庆地区，曾有一所著名的学校，为整个藏区培养了不少学者和人才，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开办一所藏文学校的时候，选择了竹庆。”

尽管以副校长的身份执掌一所学校，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根秋登子却由此走向了文化传承的人生之路，他的人生从此进入了一个属于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18年。

四

1988年，根秋登子从四川省藏校调入甘孜州编译局任业务副局长。最初，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将州内各种文件、条例译为藏文。根秋登子到任后，逐渐着手推动成立图书馆和藏学研究所。

根秋登子回忆：“当时，很多大寺有志，小寺无志，有些喇嘛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教派。”宗教文化之脉的传承面临凋零之势，需要及时抢救。

在州委、州政府重视下，在根秋登子和一干同仁的奔走下，州编译局给寺院发出动员书，但寺院范围内能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寥寥可数。于是，单位、学校里的文化人开始参与这项抢救性的记录工作。

在根秋登子的邀请下，麦波、泽仁尼美、曲尼、仁丹，一大批有志于文化传承的人聚集起来，自带糌粑和酥油，走进大小寺院，记录整理，此后参与人员几度变更、增加。记录整理工作从1993开始，于2001年完成，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至此，州内580座大小寺院均有志可查，有史可据，有源可溯。

对于此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抢救、整理工作，根秋登子总结说：“准确性谈不上，只可以看作是抢救性的工作。”在根秋登子主持州编译局业务工作期间，针对德格印经院印版年代早，不够清晰的状况，一项收藏、重新整理德格印经院经板的工作也悄然铺开。后来，作为这项工作的成果，《德格印经院藏传佛教印版集》出版发行，并获得国家图书奖。

1994年，根秋登子的专著《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出版，在我国藏学研究领域最高奖珠峰奖的评选中获得二等奖。这是根秋登子思谋已久的一部书。早年，根秋登子就读中央民族学院，接触到了西方的美术理论，并在研习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在藏族历史上，尚缺乏完整、系统的美术理论。

“如果能将藏族传统、零散的美术理论凝结为一个体系，要比画画的价值大。”由此，根秋登子认定了做学术的路。《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完成的同时，另一条路豁然就在眼前，根秋登子发现，藏族传统手工艺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而藏族手工艺艺术在民间，在高原的村村寨寨，为了填补这片空白，根秋登子走上了田野调查之路。

与此同时，康巴藏区名噪一时的多个民间学术及文化协会陆续成立，根秋登子是其中的发起人之一。据根秋登子介绍，唐拉泽旺学会开办了20多期培训班，保护、传承唐卡文化和艺术；甘孜州手工艺协会开展了州内手工艺资源普查，并开展民间手工艺大师认定工作，认定手工艺传人50人。

整个90年代，是中国极具变化的年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让不少人沉浸其中，多少人弃文经商，离开冷板凳，在商海大潮中起起起伏伏，难以自拔。对于这段背景，根秋登子一字未提，根秋登子的记忆集中在一系列文化传承保护的事件上，他的叙述一直很平静，提到当年整理收集时的缺失和不足处，偶尔伴随着遗憾的表情。

2000年，根秋登子50岁，在州政协任副主席，已是副厅级待遇，在这个年龄，在如此条件下，大多数人选择颐养天年，而根秋登子却在没有车，很多地方道路仍然难以通行的情况下，埋首于高原的村寨，继续藏族传统手工艺的考察工作。

朋友不解，家人担忧：年岁渐高，还是算了吧。然而，时至今日，根秋登子前后5次走完整个藏区，田野调查仿佛一条求索之路。对此根秋登子说：“田野调查就是收集资料，越真实越好，时间越长，价值越高，越有生命力。”根秋登子治学的严谨态度源于多年学术交流的“压力”，他告诉记者，日本、法国藏学研究比较早，研究也比较深入。

抛开学术价值和学术兴趣，在根秋登子眼里，开展藏族传统手工艺的田野调查还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根秋登子做了如下陈述：

“手工艺品潜力很大，有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广受欢迎，这是现实市场需要。”“藏族传统手工艺根在藏区民间，这是基础，学习传统手工艺技艺，就要学习藏文，了解藏文化；反之，人们消费这些工艺品也要了解藏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手工艺品既能增加收入，也有着传播文化、推广文化的独特价值。”

反观自己寄情颇深的康巴高原，根秋登子说，康区民间文化艺术很丰厚，重点要放在文化的研究和如何传承及发展上。根秋登子说，每每想到故乡，他难以忘记自己幼时走6公里去读书的场景，一路上，道路狭窄，河谷险峻。

藏区今日的新变化让根秋登子颇感欣慰。

在青海，根秋登子接触了不少藏族年轻人，他发现这些年轻人中有人通晓三四个国家的语言，他们也比较热衷文化类话题。对此根秋登子说：“如果文化上有一大批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能产生良好的效应。”

从田野走向学术，进而将两者合二为一，根秋登子人生中的美好年华无疑属于康藏高原，而他人生最为壮丽的暮年，也必将因为他眷恋的高原而终将显现为一个学者、一个田野考察者对文化的炽热情怀和严谨，并最终被更多的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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