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小事 顶天的大事 ——追记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瓦日乡原乡长菊美多吉
□新华社记者 朱玉 隋笑飞 叶建平 党文伯
四川话把食堂叫做“伙食团”。
道孚县的乡镇政府，都有一个统一开伙的小伙食团。伙食团的作用不限于吃饭。因为有热乎气，乡里很多的非正式会议，接待客人，都在伙食团。
其他的房间冷如冰窖，即使在零下二十七八摄氏度的天气下，也没有取暖设备。
龙灯乡伙食团的钢炉边，有个位置是他的。曾经的同事们形容他——嘭！把输液的袋子往伙食团藏式房屋木墙的钉子上一挂，伸出两个手指，捻捻眉间……
他，菊美多吉，他们曾经的乡长，就着伙食团的炉火，开始开会啦！
过后，同事们说，能偎在炉火边输着液开着会，对菊美多吉来说，真是少见的舒服时光。
这个身体并不好的乡长，长年基本都奔波在山上。
从成都平原出发，翻过二郎山，就一脚踩上了青藏高原的边缘。道孚县正在这个边缘，高原，高寒，平均海拔3600米。
全县90%的人口都是藏族。菊美多吉更是别人眼中典型的康巴汉子：剽悍，壮实，走起路来威风八面。
一上任，菊美就遇到了难题。
藏区游牧民传统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天冷时回到能够避风、海拔低的冬草场，夏季举家迁移到高原草场去放牧。
牧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千年。但游牧的生活，让老人无法看病，孩子没法上学，牧民们很难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政府决定设立牧民定居点，这是个浩大的民生工程，是件大事。但牧民们过惯了从这个草场到那个草场的生活，生活习惯让他们不太接受定居，哪怕是有每户补贴两三万元的优惠条件。
菊美多吉把政府的大工程拆分成了一个个执行的小环节。他开始上山。
甘孜州的面积，相当于山东全省那样大。仅道孚县一个龙灯乡就有380平方公里的面积。菊美多吉坐汽车，汽车走不了骑摩托车，摩托车上不去就骑马，马累得走不动，他就牵着马走，一户户地劝说：下山吧，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多好的政策！
只有细心的同行者会发现，刚刚30岁的菊美多吉似乎爬山很吃力。有时，他会向牧民们要去痛片吃，说自己头疼。
牧民们被迎到了新居。屋里已搬进了家具，装好了环保厕所，忙着搬家具的菊美多吉一脸的汗。
传统藏式民居窗户开口都较小，牧民定居点扩大了窗户，绿草原，蓝天空，白云彩，风景从明亮的窗子上一股脑冲进来，成为家里的壁画。住进新居的牧民，一下子喜欢上了崭新的生活。
因为有不少孩子下山上学，乡里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直线上升，增加了近百个学生。
高原，一个山头连着另一个山头，放牧的牧民散落在各个山头。牧区学校想开个家长会都不容易，校长找到菊美多吉。
干部的口头信就是通知书。一周后，乡中心小学召开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家长会，所有牧民家长全部到齐。
牧民转草场必须要过一条河。河宽十五六米，但汛期水很急，牧民们曾眼睁睁地看着马在河里倒下，马上的孩子也被冲走。
于是，菊美多吉修桥。
桥修好了，人从桥上走，牲畜也懂得过河危险而桥上安全，自动选择走桥面。
如今，很多人回忆起菊美多吉，说，他做的看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对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来说，都是顶天的大事。
他一共在三个乡工作过，无论是老百姓还是身边的同事，都这么说。
对于牧民，草场就是命，是自己的命和牲畜的命。因为占草场，牧民之间时有冲突。有时，半夜里一个电话打过来，从睡梦中惊醒的乡干部就得往现场冲，晚一点，脾气火爆的牧民们就可能酿出治安事件甚至刑事案件。
明明知道危险，乡干部也得伸手一把架住砍过来的刀——不能退缩，更不能转身就跑，在藏区，出现这样的行为，乡干部再也不会赢得尊敬。
还是为了草场。
有人把草场圈起来，甚至把别人的地盘也圈到自己的铁丝网里。
菊美多吉劝说，设限。告诉大家，一个月后拆除。
一个月到了，有人没有理会。
乡长又出现了。骑着马，手里抓着把老虎钳，用来剪乱圈地的铁丝网。那次，他们整整用了一周，清理了全乡范围的乱圈草场现象。
背着帐篷的乡干部们，七天时间中天天骑马，把腿都磨破了。
菊美多吉累。他皱着眉头，经常不经意地说自己“脑壳痛”。同事们也习惯了他闹些“小”毛病，只有乡医院的医生，偶然为他量血压时吓了一跳：高压220！这么高的血压，还在这么高的海拔工作，你不要命啦？！
妻子不在身边。菊美多吉和妻子，分头在不同的乡镇工作，两个人经常隔了几十公里山路。遥远的路程，意味着不可能经常见面，这种情况在高海拔的藏区十分常见。
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自己身体不舒服。妻子吼他：“不吃药，对我说有什么用？”但还是心疼他，请了假陪他去成都看病。
医生留他住院，菊美多吉没空，几天后又赶回。
两个人抽空去逛了街，在成都的繁华中留下两张照片，妻子把它过塑保存下来。
每张照片，菊美多吉都是一样的姿势：把妻子搂在怀里，冲着镜头乐。妻子说，那是他们俩一生在一起相守最长的时间，一共十几天。
在道孚乡下的父母想他。趁他回家时抱怨：父母这么老了，你也不回来看看我们。菊美瘫在父母面前，说了实话：工作忙，我好累。
乡镇，是国家最基层的政府，是国家肌体上最为末端的毛细血管。藏区的基层干部要把政策的营养送达每个细胞，似乎也要比内地干部管理更多非常琐碎的小事。
证件是重要的身份证明，可是很多藏族老乡并不知道这些，有的证件就随手一丢，还有的，根本不知道要去办。
于是，菊美多吉就要去操心，准生证、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办好了，骑着摩托车送到牧民手上，还要嘱咐他们不能丢。
至今还有人记得菊美多吉用围巾缠着脸，在高原的风中骑行十几公里，从怀里掏出户口簿的情景：那户口簿用塑料袋包着，掏出来还带着体温，是滚烫的。
乡长要管种子，乡长要管化肥，乡长要把国家发下来的补贴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里，乡长要不怕脏臭亲手抓猪仔给农户家；乡长要去县里为农民修路争取水泥，不多，一共12吨，但是，要跑五次；乡长要教从牧区移民到农区的牧民们种蔬菜和庄稼，帮助调教从没有耕过地的牧区牲口耕地；乡长还要当翻译——菊美多吉掌握道孚当地的藏语，会藏区通行的“牧场话”，还有熟练的汉语，三种语言自由转换。
消防安全很重要，意味着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和草原不能出现火灾；平安交通，就要把那帮买了摩托车就在山道上风快骑行的小伙子们吼住，“你们懂不懂三快？学得快，骑得快，死得快！小心骑！”有孩子不上学，乡长要满山去逮淘气的学生；抽空还要跟派出所民警巡逻，专抓偷牛盗马的毛贼……
这一切都是乡长菊美多吉的工作范围。
他一天到晚地忙，被褥随身带，走到哪儿可以睡在哪儿。闷一高压锅饭，一下吃三天。中午，米饭拌豆瓣；晚上，米饭拌酥油。
路过家，菊美多吉下车几分钟，在路边抱起个鼻涕娃娃狠命亲——那是他儿子，当爸爸的顾不得陪儿子玩。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藏区的乡干部，就是要把千根线，纫到那一根针的针鼻里去的人。
甚至有时，还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修通村公路，要拆多家村民的围墙，人家不肯：凭什么给别的村修路，拆我们家的围墙？他三番五次地去劝：路我们背不走，是为了大家以后生活方便。甚至要搬出宗教来说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宗教让大家修来世，党和政府是让大家现世过得好。
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康巴汉子，他也急，气得直骂，骂两句，又说软话来劝。
还是有人坚决不同意。菊美多吉没有办法，使出了最后一招：竖起两个大拇指。
此招一出，四座皆惊。修路的计划成功实施。
后来，他的同事们想了半天，想用适当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动作在藏族男人心中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汉族人的跪拜磕头，是最重的礼节，表示为“我求求你”。
菊美多吉经常头疼。他失眠，抽屉里柜子里墙上挂的全是治疗高血压的药。
高血压不适合在高海拔的地方工作。领导照顾他的身体，把他从高海拔的龙灯乡，调到低海拔的瓦日乡——所谓低海拔，也近三千米。但这已经是道孚境内最低的海拔。
菊美多吉有工作日记，上面也记着一些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3月1日
今日备忘：翁姆家的小娃儿需要一本新华字典。
4月11日
今日备忘：仁孜家的医保本户名需到县户籍办重新核实。
5月16日
今日备忘：尧日村村支部的图书架差两枚螺丝……
还有一些纸片，菊美多吉有随手在纸片上记事的习惯，上面也是别人看起来可能不值得一记的小事：谁家在修房子却没有钱，哪个有糖尿病……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每一件小事，涉及的，都是乡里的老百姓。
工作强度大，但他用四川话说工作强度“不存在”——工作强度不算什么的意思。
终于有一天，他说，今天的脑壳痛得不一样。那天，菊美多吉从早晨八点，一直忙到夜里十二点多，就在自己的车里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这个康巴汉子的手已经凉了。
2012年5月19日，菊美多吉死于突发脑溢血。
听说乡长去世，他工作过的乡里，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去往他家里探望。陡峭的山路上，有人走着，有人骑摩托车，还有拖拉机，上面载满了哭泣的人。
那天晚上，瓦日乡的百姓，为这个爱做小事的乡长，家家点起了酥油灯。有人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干部，但我们知道他是个好人，是我们心里的菩萨。
没有人敢向他三岁多的儿子解释。
于是，在满屋悲痛的人群中，孩子欢快地穿梭，指着照片和打火机，“我阿爸的！”一会儿又指向带着一群小狗的两只大狗，“它们有阿爸！”
菊美多吉离开人世大半年后，一个远看上去很像他的人走过他曾工作过的地方，正在修路的老百姓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我们乡长回来啦！”
菊美多吉殁年仅33岁，还是个年轻人。他爱穿红色，也喜欢黄色，这两种颜色都是在高原上很醒目跳跃的色彩。
他身后，留下了四位需要他赡养的老人和刚刚33岁的妻子，一双年幼的儿女——去世七个月后，菊美多吉的遗腹女呱呱坠地。
女儿生下很爱笑，很像她爸爸。
（新华社成都3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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