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积庆：一个藏区土司的红色传奇
杨积庆年轻时的照片瞿学忠摄
在甘南、临夏、定西等地采访时，在大多数红军纪念场馆内，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人的影子。杨积庆，卓尼第19代土司，红军到达甘肃后所经过的地方在当时大部分都属于他的管区。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是这样的，红军在1935年9月12日突入甘南迭部地区，踏入杨土司的领地，并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确定了红军应坚持向北进军的战略，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进入藏区的红军此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际上许多红军战士久经鏖战，备受煎熬，衣食无着，已经饥疲欲倒。杨土司对红军态度如何决断，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军北上行
动的成败。站在历史选择点上的卓尼土司杨积庆最终作出了怎样的决断？红军过境后这位藏区最年轻的土司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我们的故事就从古老的土司巷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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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尼土司渊源
和我们此行所经过的大多数甘南小县城一样，卓尼县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杨土司革命纪念馆在县城的西北角上，一个清幽静雅的小院，不远处卓尼最大藏传佛教寺院禅定寺悠悠的诵经声时时传来。据卓尼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卓尼土司是甘肃藏区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管辖范围最大的土司家族。盛时，辖地自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的甘肃南部，以岷县山麓为基础，东至岷州归安里交界百里有余，南至西固四川松潘交界400余里，西至洮州六峭库近200里，北至洮州交界150余里。到杨积庆继任第19代卓尼土司时，其势力虽然在上一代土司杨作霖时期受到过较大挫伤，但依然有辖地近4万平方公里，下有48旗、约11600户。卓尼的土司制度始于明朝。据史料记载，早在金末元初时，元忽必烈邀请西藏萨加法王八思巴去内地讲经传法，途经卓尼时，见此地风景优美，苍松翠柏，遂将原喇嘛老桑八代之密宗红教寺移建于卓尼，即今禅定寺。约在元末明初，藏王赤热巴巾派来安多地区征税大臣噶·益西达尔吉的长子些地，为了寻找宜农宜牧的地方，率部历经艰险，来到卓尼，立根创业，成为当地藏人的首领和禅定寺的施主。正德元年，第五代土司旺秀承袭父职，后进京朝见明武宗，赐姓杨，更名为烘。自此，历代土司沿用汉姓，有了汉名。有了朝廷赐予的这张王牌，就可以威镇属民，牵制各地方势力间互相吞并的危险，且将下属地域武装入边疆兵奋之列，在君从臣属的前提下，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上具有相对自治权力的政教合一的统治集团。
“卓尼历代土司为当地社会稳定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在安多藏族地区乃至西北地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卓尼县文化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第十一代土司杨汝松和第十四代土司杨声在禅定寺创办了藏经刻印院，开创了私人刻板的先河，对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进行了精确的校正，并编纂刻版，形成了浩繁精美且负有盛名的卓尼版大藏经。卓尼版大藏经的刻写是大藏经刻写史上的一次创举，它不仅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卓尼及禅定寺因此而名扬中外。
“但最终让卓尼土司名扬天下的，毫无疑问就是第19代土司杨积庆。”卓尼县杨土司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小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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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见的﹃摩登人物﹄
用今天的话来说，十九代杨土司是个“很有范儿”的人，精通汉语、爱好摄影，兴趣广泛，和他有着亲密友谊的范长江这样评价“聪明过人，幼习汉书，汉文汉语，皆甚通畅”。我们在土司纪念馆采访时，看到展馆内杨积庆年轻时骑马远眺的照片时，引得几个女记者连连惊呼“好帅啊！”从范长江先生的描述可以看出，杨土司是藏区一个少见的“摩登人物”。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对当时卓尼的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先生这样描述：“虽身居僻壤，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地大小报纸，及时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都设有商行，常有书信往来。他的思想激进，易于接受新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时逢国难当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他很关心政治时局，忧国忧民感慨激愤……”身为藏区统治者，但对国民党官员惯于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亦深为不满。在我们采访中了解到，杨土司喜好接待前来卓尼的外国考察家和传教士等，这些交往也扩大了杨土司的眼界。
事实上，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中，就其政治眼光、个人素质与思想倾向而言，杨土司这样的优秀人物确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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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古仓济粮救红军
崔古仓在迭部县达拉乡境内，从省道313东侧顺着山路往前行进约15公里，就到了崔古仓。崔古仓是个自然村，在村委会我们见到了驻村干部小赵，他说最近几天已经有好几批外地的记者辗转来到这里采访当年杨土司在崔古仓给红军放粮的故事。
1936年9月12日红军进入甘南迭部地区，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确定了红军应坚持向北进军的战略。而进入藏区的红军此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土司对红军态度如何决断，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军北上行动的成败。杨积庆知道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也听说红军进入达拉沟后，正逢秋雨连绵，当地天气阴沉，道路泥泞难行，加之，达拉沟沟深谷狭，桥深栈道残损不堪，大队人马很难迅速通过，因此杨积庆对红军处境深表同情。但是，他也迫于国民党政府和朱绍良的压力，为了在夹缝中保存实力，求得生存，他一方面响应命令，调兵遣将，掩人耳目，一面又冒着很大的风险，暗中派心腹人物与红军取得联系，表示愿将手下的两万藏兵分散各处，不与红军为敌，并愿意帮助红军“尽快走出自己的领地”，随后，他命令下迭部仓官杨景华等人“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劫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还指令尼傲总管尽快把遭雨水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狭木桥修好，让红军尽快通过甘南藏区。
杨景华等人很快按土司命令，召集迭部各旗总管、头人，按土司命令分散武装，抽调部众，抢修达拉沟、尼傲峡栈道、桥梁。随后，他又命杨景华秘密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在红军过境时开仓放粮，当时毛泽东正好率领队伍从旺藏经过白龙江仙人桥，翻越卡拉尼巴等两座大山，向腊子口方向开进。
9月16日，红军路经崔谷仓。杨景华即遵照土司的命令为红军开仓放粮，给每个过路红军提供10斤小麦，在崔谷仓囤积的30万斤小麦全部开仓放完，他们又打开另外一仓，放出半仓，让过路红军全部装上了粮食，解决了红军北上粮草的不足。同时，宰杀一百头牛、数百只羊来招待红军战士，使红军战士美美地过了一把肉瘾，体能得到了极大的恢复，他们还给每位红军战士配备了御寒的衣物。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进入杨积庆所辖迭部沟一带。杨积庆土司再次给红军让路济粮，支援红军通过藏区。他还主动撤除所辖迭部的防卫，秘密派人为红军带路，让红军沿着红一方面军北上路线向前进发。仅红军从达麻寺到鹦哥花园，一路上就得到了土司几百石粮食的接济。使红四方面军顺利再克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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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峪村的记忆
杨积庆土司所做的这一切，被将杨积庆视为心腹大患的鲁大昌等人知晓，认为他“私通红军。”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串通国民党特务进行密谋策划，利用土司内部矛盾，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策动杨积庆土司手下团长姬从周、方秉义发动叛变，将杨积庆土司一家包围在官宅之内。杨积庆土司等人当即进行武装抗击，但是终是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同年9月，杨积庆的8岁次子杨复兴(藏名班麻旺秀)继任卓尼第二十代土司并兼任洮岷路保安司令。
卓尼县木耳镇博峪村，距离卓尼县城10余公里，杨积庆遇害前就住在这里的旧宅内。土司旧宅在村西的山脚下，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建筑物了，现在是村民们堆放柴草的场地，两侧坚硬厚重的围墙依稀透出当年土司家的富庶。听门口一位叫杨卓玛的藏族阿妈介绍，这儿最早的时候是生产队的仓库，那时候里面的建筑都还在，只是她没有进去过。“那地方男人们可以进去，妇女们不让进。”她说里面的房子很多，后来就成了学校，几年前学校搬离了，这里也就成了农民的场院了。李申贵，藏文名叫婆婆才瑞，81岁，是博峪村年龄最大的老人。杨福庆当年遇害的时候，他还不满1岁，但从小老人们就给他讲过土司一家被杀害的故事。“红军走了以后，土司被他身边的人出卖了。全家人最后被拉到山沟里给枪杀了。听老人说，当时死了很多人，场面特别惨。”李申贵说。
我们去博峪村村委会的时候，正碰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木耳镇副镇长、博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康红说，随着生态文明示范村的建成，下一步他们已经和县上相关部门规划好，在土司老宅旧址筹建一个红色纪念馆，缅怀杨土司，同时也为发展博峪村的红色旅游开辟通道。
“博峪村有杨土司旧宅遗址，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说到前景，这个年轻的驻村工作队长信心满满。兰州晚报记者瞿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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