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沉船浮出水 ——甘肃是北伐战争革命根据地之一，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
李大钊
刘伯坚
宣侠父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所部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
杨元忠魏其荣
拂去岁月的尘埃，打开记忆的闸门，一段被掩埋了85年的光辉历史重见天日——众所周知，广州是北伐战争革命根据地，甘肃也是北伐战争革命根据地之一，却鲜为人知……
铲除北洋军阀势力，统一甘肃全境，为国民军参加北伐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方基地。
“三·一八”惨案前后，中国的内战划出了一条鲜明阵线，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的军队同时向东南和西北两个“赤化”营垒进攻。在直奉军阀联合压迫下，冯玉祥宣布下野，出国考察。驻守京、津、热河一线的国民军逐步败退绥远、包头等地。与此同时，驻守甘肃、陕西的国民军也受到了北洋军阀的疯狂进攻。
1926年4月，吴佩孚任命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令其率部与陕南护军使吴新田，会攻陕西国民军；命令甘肃张兆钾、孔繁锦等镇守使组织“甘肃讨逆联军”，会攻甘肃国民军。
“凭空飞来的一纸战讯，冲破了兰州沉静的空气，吴佩孚所有的豆人纸马向兰州进攻了。”首先发难的是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逾越六盘山，向西推进，沿途散发讨伐檄文，列举国民军“赤化十大罪状”。
驻守定西的国民军第二师旅长梁冠英立即在清岚山和巉口一线掘壕布防。甘肃督办刘郁芬一面命令梁冠英死守定西，一面集合第二师各部手枪队组成手枪团，急赴定西应援。手枪团每人身负64斤装备，只用了24小时就步行到定西，足见当时定西的危急程度。
为配合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率部从天水北上，直趋狄道（临洮）。与此同时，黄德贵、宋有才分别从阿干镇、狄道向兰州进攻。
东、南4路大军矛头均指向兰州，省会危在旦夕。如果宋有才部横出甘草店，兰州、定西将被分割包围，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郁芬立即命令梁冠英旅轻装简从，火速退守兰州以东的响水子，保卫兰州；任命孙良诚为总指挥，出至拱星墩，策应东南两路战事；急调驻宁夏的丁振国和驻绥远的吉鸿昌两个旅火速赴兰支援。
为激励士气，保卫兰州，在国民军中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全部亲临前线，与将士并肩战斗。
6月中、下旬，丁振国、吉鸿昌部先后抵达兰州，刘郁芬下令全线反击，令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南下固原，袭击张兆钾侧背，威胁平凉；解除皖系军阀吴桐仁的肃州镇守使，调河州镇守使裴建准接任；任命省政府警务处长赵席聘为河州镇守使，以预防宁海和凉州镇守使马麒、马廷骧攻击国民军侧背；任命孙良诚为东路司令并指挥吉鸿昌、梁冠英旅反击张兆钾、韩有禄部；任命张维玺为南路司令并指挥安树德、刘存简旅反击孔繁锦、黄得贵、宋有才部。
国民军的反击战打响后， 张兆钾、孔繁锦、宋有才、黄得贵、韩有禄等部被逐次消灭，北洋军阀在甘肃的势力，被全部铲除。
7月28日，国民军收复定西、会宁；8月19日，收复天水，佟麟阁任陇南镇守使；8月30日，收复平凉，孙良诚任陇东镇守使。9月上旬，孙良诚部东进援陕，与邓宝珊所部国民二军会师三原县。
东征和南征的迅速胜利，同时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割据称雄的回族军阀唯恐被歼，主动接受改编。至此，甘肃全境统一。
上述情景与广东惊人一致。
五原誓师虽然比广州誓师晚了70天，但甘肃北伐军的反击战却比广州誓师早了两个月。1927年6月1日和2日，北南两路北伐军分别占领郑州、徐州，会师中原。之后，冯玉祥所部的第二集团军相继占领豫东、豫北、鲁西、冀南。1928年4月，进行二次北伐，冯玉祥、阎锡山的第二、第三集团军会师石家庄，张作霖率部退回东北，被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6月15日，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告成”，标志着北伐战争结束。
在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南北两路北伐军开始均为10万人左右，各自依托广东、甘肃两个革命根据地作战，这是取得北伐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上时，甘肃的国民军也胜利结束了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全省，为国民军出师北伐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方基地。广东是北伐战争的根据地早已被史学界公认，而甘肃同样是北伐战争的革命根据地，且贡献卓著。
甘肃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北伐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国民军北伐期间，按照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方针，在中共甘肃各级组织支持下，甘肃各级政府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措施，稳定了甘肃局面，增加了财政收入，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为北伐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
在北伐战争期间，甘肃革命根据地所做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没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但仅从局部记载看，就足以说明甘肃后方基地对北伐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我的生活》记录了冯玉祥初到五原时的窘迫状况和甘肃对北伐的支持：“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的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描述了国民军南下援陕时的路线抉择：“当时韩复渠预备即时向山西开拔，到包头来向冯氏请示。冯氏冷冷地对他说：“我们还是从甘肃走吧！多走一点路，不要紧，因为这条路是安全多了。如果在中途被人缴了枪，这不是玩的。”证明甘肃根据地对国民军北伐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冯玉祥经甘肃、宁夏赴陕途中，看见沿途都设有兵站，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柴草堆积如山，尤其对泾川印象深刻：“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去，肩摩踵接，络绎不绝”，“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在1926年夏至1928年夏的两年内，甘肃一直是国民军的粮源、兵源基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读者会问，战争在陕西、河南、山东打，国民军为何舍近求远，事倍功半呢？
192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局报告》认为：“仅仅甘肃一省及绥远一部分收入，要养活这七、八万军队实不容易”，但确是无奈之举。因为，“陕西经刘镇华及本省土匪军队之蹂躏，钱粮以征至民二十（1931年）以后”。“河南方面，吴佩孚拥兵二十余万尽情搜刮，加以土匪灾荒之苦，农民已无分贫富全数破产” 。“山东全年收入，在张宗昌未到前只一千一百万强，到后期增至六千余万，合共农民一岁须付出十岁之粮，农民如何能忍受。”显然，战争交战地已无粮可征，甘肃承担国民军的粮草供应则义不容辞。北伐战争打了3年，几十万军人天天要吃饭，从甘肃运去多少粮食、物资虽无精确统计，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另据《甘肃通志稿·财赋志》所录，1926年至1928年甘肃财政收入历年递增，军费支出也成倍翻番。北伐三年，甘肃的财政收入分别为445.54、771.57、1280.31万元；军费支出分别为347万元、521万元、1039.78万元；军费支出分别是1925年的1．96倍、2．94倍和5．88倍。
为支持革命，增加收入，调动人民参加北伐战争的积极性，在中共甘肃各级组织推动下，督办刘郁芬、省长薛子良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新除弊措施。如收回洋人把持的盐务、邮政等管理权，仅盐税每年增收40万元；关闭北洋军阀在甘肃的银行机构，成立西北银行兰州分行，发行纸币，十足兑现；没收张兆钾、孔繁锦等军阀财产，充实国库；增派税收人员，堵塞截留，增加税收；创办工厂、扩大就业；开办市场，交流物资，扩大贸易；推行新政，压缩开支；惩治腐败，严明军纪；整顿市容，改善环境；打破等级制度，密切官民关系；增设学校，发展教育等。
甘肃子弟有多少参加了北伐战争，虽无全面记载，但有几个基本数据可以估算。1925年国民军第二师入甘时兵力只万人左右，将甘肃陆军第一师改编为2个混成旅，不久又改编为师，增兵万余。孔繁锦等部被消灭后，其余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三师，又增兵万余。加上甘肃、宁夏马鸿宾、马鸿逵两个师，总兵力超过4万人，少说其中3万人是甘肃子弟。而这3万人所在部队分别打到了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境内。192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说，国民军入陕之初，总兵力10万人，（一军约7万人，二、三、五军约3万人），甘肃部队约占半数。
另据导河、中卫、静宁、灵武等县《县志》记载，仅1926年至1927年，此4县就数次征兵，征兵数额分别是800名、1350名、1746名和758名。当时甘肃共77县，征兵平均按1000名计，总数在7万人以上。
由此推算，参加北伐战争的甘肃籍战士当在12万人以上，其中有多少人在当时和后来牺牲，不得而知，但有一支部队的情况可作参考。参加宁都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是从甘肃出去的，起义共17000余人，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众所周知，这支英雄部队在保卫中央苏区、担任长征后卫、血战高台等战斗中牺牲殆尽，幸存下来的甘肃籍将士，有7名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徐国珍、张明远、鲁瑞林、李化民、黄德魁、侯世奎、靳虎）。
仅上述不完整资料，足以证明甘肃人民对北伐战争贡献卓著，牺牲巨大。甘肃有资格享誉“北伐战争革命根据地”的称号。
甘肃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甘肃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与中共甘肃各级组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夏，应冯玉祥的要求，中共北方区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宣传员。同年10月，国民军第二师进入甘肃，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一批共产党员随军抵甘，当年底，即建立中共甘肃特支。自此，中共甘肃的各级组织就成为领导甘肃大革命运动的坚强核心。
张兆钾、孔繁锦等部进攻兰州时，部分地方豪绅策划召开平番（永登）会议，企图以调解为名，釜底抽薪。刘郁芬起初赞成，宣侠父立即警告说：“如果真要上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就都成为釜中的游鱼了。”于是，刘郁芬放出狠话，说要逮捕这批豪绅。会议的主谋者闻风逃窜，粉碎了即将发生的阴谋。
冯玉祥回国后，中共中央相继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及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
冯玉祥宣布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时，刘伯坚被委为政治部副部长。“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刘伯坚经过甘肃时，先后建立中共宁夏特支、平凉特支等组织。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又派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等共产党员到甘肃，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导河特支。上述组织的相继建立，为推动甘肃的北伐战争和大革命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早在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就决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帮助其建立组织。”为加强对甘肃大革命的领导，中共甘肃各级组织首先把帮助建立甘肃国民党组织、发展国民党党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1926年春开始，宣侠父、钱崝泉等主持开办国民党党务训练班，培养党务干部，在兰州中等以上学校发展党员，正式成立甘肃省、兰州市国民党党部，逐步建立各县县党部，使之成为推动民众革命的公开组织。对此，连国民党方面都不得不承认。朱绍良在1934年10月的《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如是说：“当时工作之推进，延、宣、钱三人实与有力焉。”
国民党甘肃各级组织建立后，有条件的地方，共产党员都担任主要领导，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1927年2月，改组后的兰州市党部，9名委员有7名是共产党员。4月，改组后的甘肃省党部主要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其次，是大力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少年同志会、青年社、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藏民文化促进会、甘青藏民大同盟等团体。截至1927年5月下旬，兰州地区相继建立机器、邮务、水夫、理发、厨夫等8个行业工会，省党部农工部长保至善任省总工会主席。天水、平凉、高台等县成立工会。兰州近郊的七里河、西固和天水、导河、泾川等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工会、农会领导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和农民反对地主恶霸的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缠足等斗争此起彼伏，向封建礼教发动了猛烈进攻。
再次是创办刊物、剧社，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在兰州创办了《甘肃民报》《革命青年》《民声》《醒狮》《妇女之声》；在宁夏创办了《中山日报》；在平凉创办了《新陇民报》；在导河创办了《工农之声》等刊物。兰州、平凉分别成立“进化剧社”“新文化剧社”等。这些刊物和剧社主要由共产党员负责，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鼓舞军民革命热情，指导群众斗争运动。中共甘肃特支委员宣侠父亲赴甘南草原，领导藏族人民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早在1926年秋，中共甘肃特支就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保证了甘肃大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
上述工作的开展，对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援北伐所起的效果是巨大的。据《我的生活》记载，由共产党员主持的政治部在甘肃工作成效显著：“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所以民众才有了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的高涨热情。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更是受到冯玉祥的尊崇：“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党员。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不难看出，在国民党右派全面反共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甘肃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礼送”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出境。1928年 4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由于叛徒出卖，中共甘肃组织暴露，刘郁芬下令清党。战斗在甘肃的共产党员从此走上了武装起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艰苦道路，揭开了武装反抗斗争的新一页。
谨以此文献给为大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革命先烈和甘肃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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