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改私塾兴学堂
通讯员 吴修申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这首诗描述的是学生在传统私塾里读书的情景：有的读《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有的读《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有的读《神童诗》中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学生读书的声音就像乌鸦在聒噪。100多年前，阜阳地区的少年儿童，不少人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上学读书。
私塾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自发举办的教育组织和机构，属于私人办学，不同于官府举办的县学、州学、太学等教育机构。宋朝之前的私人办学机构不称为私塾，面向儿童的教学机构名称有不同的叫法，或称某塾（私塾、家塾、义塾、族塾等）、某学（私学、义学、族学）、某馆（私馆、门馆、散馆）、书房、学屋等。直到自1901年清末新政以后，把与现代学校相对立、面向儿童开办的旧式教育机构统称为私塾，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私塾一般分为塾师自设塾（散馆）、家塾、村塾、族塾和义塾（义学）等5种类型。
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学堂，省城设立大学堂，府城设立中学堂，州县设立小学堂。这一规定打破了传统中国儿童教育由私塾一统天下的局势，私塾对儿童教育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从此，中国的基础教育呈现新式学校和传统私塾二元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有学生30人以上的私塾可改为私立小学。这一规定显示了国家要把民间私塾纳入政府管理的信号。这一规定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人数在30人以下的私塾还是合法的，依然允许办学和招生。
尽管政府要求广立学堂，但由于科举制度尚存，主要为科举输送人才的私塾并没有受到民众的冷落，他们抱着学而优则仕的信念，继续将子弟送到私塾读书，揣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学堂作为新生事物，不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入学堂的学生人数非常少。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主政的袁世凯、张之洞等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则学堂一日不能进行，大兴学堂必须自废科举开始，科举不死亡，学堂不兴旺。只有从制度上来一个釜底抽薪，才能打破千百年来中国人读书做官的迷梦，使得学堂招收更多的学生。在他们的推动下，为了尽快培养挽救国家危亡的人才，光绪帝下令自1905年起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制的废除使私塾失去了制度上的凭借，生源骤减或失去了学生，开始走上衰落之路。
科举制度废除后，全国兴起了一轮改良私塾的热潮。1906年，安徽省成立了私塾改良会；1908年，安徽省私塾改良会在省城安庆设立师范研究所，义务辅导私塾教师。颍州府积极响应，改良私塾。1908年，阜阳县插花镇的董帷书响应政府号召，将其父董志诚创办于1870年的崇实义塾改为崇实小学堂。颍上县于本年设立了师范讲习所，招收农村塾师，开设生理、物理、算术、图画、体操、音乐等课程。
1905年后清政府大兴学堂，改良私塾，但受制于师资、财力、观念等因素，直到清政府垮台前的1911年，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学生人数而言，学堂势力远不如私塾势力大。史料记载，1911年，阜阳地区有各类小学123所，大多设立在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广大农村没有小学，只有私塾。颍上县南照镇全镇只有1所仁里小学，而私塾有10多所。
新闻推荐
10名母亲受邀走进庐江监狱，与儿子共度“母亲节”
颍上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颍上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