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才是年
李亚坤 年的脚步近了。向母亲提及置办年货的事，母亲笑着说，甭操心，你们回来就好了。母亲话里有两层意思，前半句是不让我花销，后半句是提醒过年全回来。母亲说不出“团圆”“团聚”之类的词儿，但她的殷殷期待不言自明。
其实，我居住在阜城，距离乡下老家并不远，往返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平常周末总会赶回去一趟，陪父母吃顿饭。只是每顿饭都吃得匆匆，似乎在尽义务，图个心安。但年饭不一样，马虎不得，我们必然是全家都要回去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如今吃什么，已变得无关紧要。且我逐渐觉得，过了一定年纪，对年的新鲜感已被仪式感所替代。就像年饭，更多的被赋予了某种无比郑重的意味。只有全家人守在一起，才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在村里，我们家情况特殊，很小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种清晰的意识：一家人的团圆，才有浓浓的年味。
父亲远在千里外的南方城市工作，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时长半月。那时的火车慢，要坐三天三夜。我一遍遍掰着手指头计算父亲的归期——父亲回来，年就到了。
父亲总是提着一个绿中泛白的大牛仔包，鼓鼓囊囊的，里面自然少不了我们爱吃的糖果，都是当时稀罕的大白兔奶糖、酥糖和软糖，糖纸也很漂亮。有一回，父亲抓一把糖果，摊在手掌上，让我和妹妹数，谁数对归谁。我两眼盯着父亲手里的糖果，期期艾艾地一直不张嘴，小脸憋得通红，倒是尚未上学的妹妹一下就报出了数字。这件糗事，成了我日后追溯偏科的最早例证。
父亲对我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常说自己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苦，所以每次回来，总督促我好好用功，只是他在家的时间太短了，而我又太贪玩，浑浑噩噩地读完小学，趔趔趄趄地进入中学。当我能够领悟父亲的良苦用心，大概已经令他失望了。
临近年关，母亲忙活着操弄年货，煎炒烹炸，空气中弥漫着热腾腾的气息。按习俗，炸馓子、蒸馍时，小孩子是不能乱说话的，如果说了犯忌的话，就会遭到大人的责骂。但母亲不太忌讳这些，或许是没太在意。母亲忙碌时，我和妹妹无事做，便轮流朝村口跑，兴奋地张望着大路上拎包的行人，如果远远看到一个拎着大包、高大魁梧的身影，就一路小跑着迎上去。然而，每每乘兴而去，沮丧而回，父亲就像和我们捉迷藏。有时我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被硬硬的胡茬扎醒了，一睁眼，才惊喜地发现是父亲回来了。
有一年除夕，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父亲仍迟迟未回。母亲开始坐立不安了，眉头越皱越紧，饺子凉了，也始终没有动筷的意思。母亲甚至还神色恍惚地说她的眼皮直跳。当时村里还没通电话，写信是我们和父亲联系的唯一方式。母亲把门锁上，牵着我和妹妹，又走到已经记不得跑了多少趟的村口。凛冽的寒风中，母亲的身子一动不动，如同一座木桩挺在那里，如果不是怕冻着我和妹妹，不知道还会挺多久。
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患了胆结石，疼痛难耐，不得不临时住进医院。那一年春节，无疑是我们家过得最冷清、凄凉的一个年了。
父亲曾想调回阜阳，结束这种两地奔波的辛苦生活，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办了病退，才终于回来了。而我们却像翅膀长硬的鸟儿飞离了巢，在外安了自己的小家。
这些年，如同当年我们盼望父亲一样，又轮到父母盼望我们回家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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