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民工潮承载岁月几多情
本报记者 张凯培 通讯员 张梦辰 从大包小包蛇皮袋，匆匆忙忙往外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民工潮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渐渐在阜阳火车站形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与阜阳的市情分不开。当时，阜阳人多地少，又遭遇连续自然灾害，强降水导致数百万亩麦田烂根，群众生活困难。同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发达地区生根开花，大量的工厂、餐饮以及建筑行业兴起，劳动力大缺口与经济高收入，成为吸引阜阳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的强大动力。
一个村有一个人出去了，就会接二连三带走更多人出去；一个人在外边混得好了，就会帮助更多的家乡人……阜阳人身上的抱团精神，使民工潮如“滚雪球”般逐渐壮大，成为近30年来阜阳火车站最深刻的春运记忆。统计数据显示，在1991年至1994年民工潮形成初期，阜阳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已有20万至40万人。
由于经济条件差，人们总会身挑一根扁担，把被褥、炊具、粮食等能带上的东西都带上。初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伙儿干不了太复杂的工作，只能做挑河挖沟的农工、建筑工地的泥浆工、码头的搬运工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活计。“我们穷怕了，是能做棚车就不坐硬座，能坐火车绝不坐汽车。”市民赵新军曾在上海工作过，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阜阳到上海的汽车票价超百元，火车硬座的票价为24元，棚车只需要12元。
1994年至2010年，民工潮人数持续增多，总数超过了百万人。每年春节前后，都是农民工集中返乡和出行的高峰期。“那时压力真大，尤其是‘三六九，往外走\’的时候，站前广场上滞留的旅客特别多，最多一天会有10万人同时出行。”阜阳火车站营销员邓之新介绍说，火车站改造提升之前，为了能更快售票，大家在室外摆出了售票桌，对同一到站、同一票价、事先打好的车票集中销售，尽可能缩短旅客购票时间；为方便已买到票的旅客出行，站前广场上设置了彩色候车棚，标示广州、上海、北京、宁波四个候车方向和一个“绿色通道”，帮助旅客更快识别；有些列车上没有热水，旅客们把空水杯伸到车窗外，工作人员在站台上拿着热水壶一杯一杯加满热水……
阜阳火车站秉承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使阜阳春运成了中原地带最有吸引力、号召力的招牌，不仅吸引着阜阳本地乘客，更辐射到皖西北、豫东南等21个市(区)县，成为全国五大民工潮源头之一。统计数据显示，到2017年，车站旅客发送量已达904万人次。
旅客人数在增加、变化显而易见——这些年，大家随身携带的行李越来越少，蛇皮袋逐渐被牛津箱、拷克箱和拉杆箱取代，里边的物品也从被褥等变成了家乡小吃、特产以及电子产品；工业企业和餐饮行业是打工的重点领域，不少人甚至已经租下铺子、办起工厂，当起了小老板。乘车要卧铺，也成为许多乘客的首选。
近年来，随着周边高铁站的兴起，许多农民工开始选择“普速+高铁”的出行方式。他们喜欢从阜阳站出发，然后经合肥、淮南换乘高铁去往北上广。“条件越来越好，再也不会买到票挤不上车，再也不需要连夜排队去购票了。随着铁路建设快速发展，以后的出行会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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