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宽松教育”终将降临？
漫画/陈存昌
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汇丰银行2017年统计，中国大陆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以42892美元居于世界第五；有93%的中国父母选择给孩子请私人辅导，排在世界首位。然而，在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的时代，“望子成龙”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大学应届毕业生收入和如今教育的巨大投入相比，显得杯水车薪。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无底洞”式的教育军备竞赛，引发了全社会、尤其是生育年龄群体的焦虑。
东亚社会历来有高压教育的传统，高速成长的经济也渴求教育输出高素质劳动力，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开启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大力推行的“填鸭式教育”。为了“金榜题名”，日本有一个词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睡四小时就能金榜题名，每天睡五小时就只能名落孙山”。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下形成的“考试战争”，在有效输送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日本经济由10%的高速增长降至5%的稳步增长时期，日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此时产业人才需要也发生了变化。进入安定成长期后，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行业迅速发展，产业界认为，国家经济不再需要那么多擅长“死记硬背”的应试型学生，而需要具有独立思考和研发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被称为“宽松教育”的改革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日本“宽松教育”的理念和提法，和中国的“素质教育”不乏相同之处。首先也是“减负”。然而，“减负”措施带来的实际效果却一直为人非议。1998年、1999年两年间，日本数学学会在日本几所一流大学实施了中小学水平的算数测试，结果惨不忍睹。2003年，在OECD的PISA学力评估项目中，日本学生的阅读能力国际排名从三年前的第八名大幅滑落到第十四名，又引起了一次舆论震动。宽松教育成了罪魁祸首。宽松教育所产生的“宽松世代”的青年人，也遭到了上代人的质疑。除了“学力低下”，他们还被认为是“自我”“不守规矩”和“吃不了苦”的一代人。甚至有人认为，当今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这一代人的不愿付出直接相关。但宽松教育真的不可取？答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日本人将青年问题归咎于宽松教育，而从未实行过宽松教育但同属高龄少子社会的中国台湾，同样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现象。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在“升学战争”中取胜，就意味着职业和收入的保障：在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的制度下，只要考试顺利，考上好大学，就往往能进入大公司，也就意味着稳定的中产生活。但也只有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应试教育的筛选作用才会体现得如此显著。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逐渐瓦解，日本的“学历社会”开始崩溃。这种情况下，普通家庭继续为了“升学”而无止境地增加教育成本，性价比已经极低，对个人阶层上升或维持社会地位，也已没有太大意义。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教育成本也压制了人们的生育愿望，而低迷的生育率又促进对孩子更加“精雕细琢”。继续进行“升学战争”，更像是一场提升焦虑、浪费资源的“军备竞赛”。
“宽松教育”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对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的日本，并不是最差的选择。以饱受诟病的公平问题为例，“宽松教育”虽被指责放大了社会分化，但这种感受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增长的停滞、上升空间的缩减。反过来说，即便以“应试教育”为主导，亦无法扭转教育资源分配在空间和社会阶层上的不均。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相对充沛，降低淘汰率、使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是正常社会良性发展的应有之义。淘汰率的降低，必然意味着竞争的松懈和考核标准的放低。而在迅速实现现代化，而又迅速走向老龄化，适龄学童数量逐年锐减的东亚社会，“教育的宽松”时代的到来可能是必然的结果。1977年到2016年，中国高考录取率由5%提高到82%，总生育率却不断降低。数字在证明，被嫌弃的“宽松世代”，已经降临了。 （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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