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处世之道
刘树江
父亲只上过一天私塾，却成为村里有名的文化人。
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八岁那年，我爷爷去世，自此生活苦不堪言。那天下雨，父亲像高玉宝一样带着对读书的渴望来到了村私塾窗外，先生心善，破例教父亲学背了一大段《三字经》，又承诺让父亲免费入塾。可生活的压力，无情搅碎了父亲的学塾梦。就这仅仅一天的启蒙，却启开了父亲的求知之路。
父亲从农家常用字开始，一个一个认读。
外出干农活时把生字描在石板上，等待向识字的路人请教，后来又学会了用字典认字，还向一位老会计学会了珠算等本事。后来年事已高的老会计推荐父亲出任农业社会计，这让村人大为惊讶。再往后，父亲连续出任生产大队会计、村党支部委员，立账目，打算盘，那些正儿八经的高中生也比不过他。更让人赞叹的是，父亲能把《三侠五义》《呼延庆打擂》等几本书从头背到尾。因此，闲下来就会有人缠着他“说书”，让一班缺乏文化生活的村人听得如醉如痴。更令人佩服的是，繁忙之余，父亲注意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不断增加新知识，直到龙钟老年也是如此。
用文化服务乡邻，成为父亲的责任和乐事，他总是常备毛笔墨汁，为乡亲写春联、喜联，并把对党对时代对村人的感情融入其中。于是，笔下常现“江山千古秀，祖国万年春”“政德祖国好，党恩雨露深”“新式婚礼喜气生，先拜领袖毛泽东”等，喜庆大方，通俗易懂，竟比“诗歌杜甫、乐奏周南”等还受欢迎。
在父亲眼中，文化是高尚的，是用来培养人教育人的，绝不能作为争斗伤害的工具。有那么几年，个别人喜欢创作张贴“大字报”，批判这个攻击那个，父亲始终不参与、不传播。相反，对村里宣传好人好事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黑板报，却自觉充当义务宣传员，不厌其烦地为他人读念解释。
因了自身经历，父亲便不遗余力供我们兄弟几个上学。
当年，“读书无用”盛行，加上日子艰难，多一人到生产队里挣工分，便能多分一点粮食。因为人口多劳力少，家里几乎年年借粮度日，有人私下劝父亲让我们少读几年，但父亲不为所动。
父亲为人厚道，辈份又高，一些人家有了诸如房屋买卖、大宗交易等重要事项，总喜欢请父亲当见证人，仿佛父亲出了面，那事便会稳妥几分似的。村人有个纠纷什么的，也都愿意找他调解，可以说，父亲当了一生义务调解员。那年除夕夜，母亲把菜炒好酒烫好了，却迟迟不见父亲回来。原来村里一户人家因为嫁闺女的事闹意见，父亲又给人家调解去了，好说歹劝才平息下去。回家后，父亲十分感慨：“总算安抚下了。要是不管，他家过不好这个年不说，明年也安生不了。”
“黄金有价，良心无价。”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做人处事要将心比心，任何时候都要守住良心。有几年，我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日子很穷苦，甚至每年都要靠东取西借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日，勉强填饱肚子。尽管这样，家里做了好吃的，父母还是要东家一碗西家半碗地分享。
那些年，来村里乞讨者多，个别人家听见风声就忙着“关门谢客”，而我父母却总能做到慷慨接济，有时还要说上几句暖心话。记得一个冬天，天气格外寒冷，村前村后被积雪盖得严严实实。放了学，我便急不可耐地往家跑，一来天气冷，二来家里还有前几天哥哥“相”媳妇招待客人剩下的吃食。但是，一进门，我却愣了———父亲正在炕上陪人喝酒，一位是本村的，另一位却从未谋面，那人年纪很大了，胡子花白，穿着破烂，原来是来自东营那边的乞讨者。酒足饭饱了，那人起身要走，我父母又往他的篮子里放了点好吃的，那人用破木棍背了篮子，几步一回头，依依不舍的。父母就高声说：“下回到这村再来家里坐坐。”后来，家乡日子好过了不再外出，这位老者却时不时给我家写信问长问短的。
父亲知道酒的害处，一生没喝醉过一回，逢人就劝不要贪酒。村里一户人家招待前来相亲的女方家长，请父亲过去作陪。庄稼人待客有个习惯，陪酒人不劝客人不喝。父亲生怕酒多伤身，也不多劝，结果那来相亲的女方家长根本没过瘾，回家就传过话来：这户人家疼人吃喝，亲事拉倒。父亲听说后，十分内疚，马上找到当事人，表示带上酒出面挽回这门亲事，哪想村人十分硬气有主见，不愿和贪酒人做亲家。结果，这门亲事就黄了，对此，父亲觉得好心办了错事，很长时间过意不去。
改革开放之初，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父亲，从村干部任上退下来，东挪西借开了一家小卖店。见来了人，父亲总是笑脸相迎，爱抽烟的递上支烟，爱说话的，送上个板凳坐下。有人“戴着有色眼镜”，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但父亲却硬是做出了良心买卖。农村老少爷们习惯赊账，年初买了东西要等到秋后或年底卖了粮食、牲畜才有钱还，碰上欠收之年，个别账要拖上一两年。我曾劝父亲，咱本小利薄、概不赊欠。被父亲坚决地否定了：“眼睛尽盯着钱，买卖就变味了！”无论谁来欠账，父亲总是痛快答应。因此，也助长了一些人不“讲究”的习气。有人就将一些买回去消费不了的东西，再拿回来要求退货。有一位村人走亲戚为撑门面买了一盒“大前门”，不想亲戚觉得烟太高档怎么也不让他拆，夺来让去，烟盒都变了形，那人走亲戚回来便要求退货，父亲痛快地答应了。但那盒烟没法再卖给别人，只好拆开用作招待。
当时，有许多小厂为扩大业务，招拢一批业务员到各地推销货物。做法是，头一批货不要钱，下回送货时付清上回的。有位业务员经常上门推销商品，为人很讲信用，可就是遇事容易冲动，后因义气之争致人伤残。当时正值“严打”，就有小道消息说，那位业务员打架伤人不是一回了，这回怕是要重判，这辈子也出不来了。本乡好几家小卖部欠着他的货款，供货商拿着业务员在狱中写的证明索款，跑了一天一无所获，心里冒火嗓子生烟，最后没抱什么指望来找父亲，没想到父亲不但好言好语好酒好饭接待了他，还表示如数付钱。当供货商开出收据时，父亲拿出收货记录核对，说“当时送的货还要多”。原来，那位业务员平日多受父亲的招待心怀感激，有意少说了点供货数目。父亲说人与人之间有本良心账，人人都要记好自己的良心账，吃了不该吃的，当时噎不着，早晚也是块病。
父亲的宽容，有口皆碑。他对人和气，与人交流总是和颜悦色。他不仅身体力行，还一再劝诫我们：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多积“口德”。“文革”中，村里有人给这个提意见给那个写“大字报”，父亲作为村干部之一，自然也在被攻击之列，“文革”过后，原来的村干部重新恢复权力，那些人有事来求，父亲总能一笑泯恩仇，不计前嫌。曾有村人假借父亲的旗号，促成了一桩合作，事后却又找父亲承认不是，父亲淡然笑笑：“别打着我的旗号做不好的事就成。”那几年，“三提五统”担子过重，村干部又搭车收费，村民都不大情愿交，乡工作组来村“砸桩子”，父亲因为给集体干了许多活儿没结算，便想用这部分工钱抵些账，不想乡工作组长把父亲找来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说是“桥归桥，路归路，和尚道士两码事”。后来，那位再次作为工作组长来村主持事务，一些工作做不下去，又陪上笑脸请父亲出面帮忙，父亲也不计较，满口应允。
父亲当村干部时，村里有户特别贫穷的人家，想利用空闲偷偷外出当“货郎”，贩点针头线脑的挣点小钱补贴家用，但外出住宿什么的必须有村里的证明，村干部为了保证劳动力不外流，坚持任何人不开口子不给出这个证明。父亲认为这样做太不近人情，就担着风险偷偷给那人出了一张证明。多少年后那人说起来还是一脸感激。那年，不少村民要求分一些地边地角的，来种绿豆之类的杂粮，村负责人不同意，包村干部也不同意，举手表决时只有父亲坚持保留意见。包村干部旁敲侧击地说：“要搞好大合唱，不能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儿。”父亲说：“那也不能搞一言堂，听不进不同意见，兼听则明。”
刚恢复高考那年，一位平时恃才傲物的考生搞政审材料，村负责人要求填上这方面一般那方面一般，父亲嘴上答应，心里却不赞成，认为这是关系年轻人命运前途的大事，不能草率，就偷偷把“一般”换成“较好”，政审就这么算通过了。直到今日，那位已成大学教师的考生可能还不知道父亲曾在关键时候助了他一臂之力。
父亲坚持言而有信，凡事看行动。那年，村里一位老人去世，老人因身后无子，后事遇到了难题。村委依仗近亲，近亲依仗村委，老人的后事给“晾”起来了。父亲听说后，不嫌脏乱，亲自为老人装殓，督促着把老人后事给办了。事后父亲对我说：“光说得天花乱坠、人五人六的装风弄景不行，还要看实际行动。”
仁心善举，润物无声。父亲的处世之道，于家、于己、于人，都是难能可贵的。都说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也是影响最大的老师，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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