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次乔迁之喜 周福楼
周福楼近照。（李振平摄影）
一晃，改革开放40周年了。这40年间，我先后五次搬家，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回忆这段时光，心里总是甜蜜蜜的、喜滋滋的。
第一次乔迁：住上小红房，人情味浓得化不开
40年前的那个初秋，风和日丽。上午八九点钟，靠着我家房屋山墙的竹竿上那挂红爆竹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吉日良辰，似子娶媳女出嫁，一派喜气洋洋。
那年9月，我脱掉戎装，转业到惠民地区商业局工作。红爆竹响过之后，局机关的同志跟我开玩笑：周秘书，咱这是个新宿舍院，你是入住的第一户，新院落、新房子、新家具，里表都是新的，而且你又是商业战线上的新兵，五喜盈门，乔迁大吉大利，是五喜中的大喜！
那时候，正处于计划经济末期，实行的是供给制实物分房。地区商业局与地区供销社分设，商业局另起炉灶，在黄河五路渤海六路路口西北拐角处，新盖了一座办公楼和平房宿舍院。
办公楼启用还没满月，宿舍区各家的院墙正在打地基，屋里已粉刷完毕，雪白干净。宿舍共两大间，里屋是卧室，外屋中间有道隔墙，里头放张单人床，外面放个脸盆架，搭毛巾的铁丝绳都拉上了。小院南侧盖了一座分里外间的小房子，里面是储藏室，外面是小厨房，锅灶都垒好了。
那院墙还没垒起来之前，一排房子五户人家过得像一大家人。夕阳西下，到了饭点，各家都支张小桌在院子里吃，谁家烙了饼，谁家包了水饺，那一排房子的人家都跟着解馋。院墙垒起来了，各家都被一堵墙隔开了，可那情感没被隔开，照常你来我往，还是一大家人。到了晚饭时间，小孩子常跑到别人家吃得蜜口香甜，喊都喊不回去，非大人半真半假地拧着耳朵才回去。
我住上这砖瓦小红房后，手脚变得勤快了，那小院子就跟我现在房子的餐厅这么大，东侧垒的鸡窝，用架网罩着养了几只鸡；西侧种了三棵月季花，分别是桃红、紫红、金黄色；屋檐下，还垂吊着开着小黄花的几株丝瓜，惹得蝶飞蜂舞，房头小柳树上的喜鹊叫喳喳；一群小麻雀落在架网前，争觅鸡爪刨出来的碎糠残粒。冬季，我贴着月季花掘了个小菜窖，储存过冬菜，能吃到来年春天鲜菜上市。
三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大地。我的第一次乔迁，正赶上这台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戏即刻开场的时候，这是福兆啊！
第二次乔迁：入住行署大院，光景美得不得了
1980年8月下旬，我调入行署财贸办公室，但仍住在地区商业局，骑自行车上下班，酷夏寒冬，风里雨里跑了一两年。那期间，经常跟着领导到各县搞调研，检查工作。尤其去滨县蹲点，总结财贸工作“五到户”这个改革典型，早出晚归很不方便。组织出面，几经周折，很快给我在行署大院安排了一套住房。
在行署大院，我这套房子位于西边那条路西侧的最北端，吉利数字：六号，是行署宿舍区建的最早的几座楼之一，三层，两个单元。当时，那房子是借鉴了大城市最先进的图纸，略加改进后盖起来的，戏称“三室一廊、两背一阳”。“三室一廊”，即三个卧室，一进门，有一条八九十厘米宽窄的走廊，大胖子一个人走正合适，瘦一点的两个人可以并行；搬运个厨子、柜子等大件家具，得从阳台上用绳子吊到屋里去。“两背一阳”，即一个直通阳台的向阳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两个背间，一大一小，大点的能放两张单人床，小点的能放张一米五宽的双人床，如有两个孩子和老人都能应付得了。
因为那房子在最北端，紧靠小花园，百花争艳，鸟语花香；路两侧，绿荫如盖；离办公大楼八九十米远，上下班两分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能看到我家的北窗……老乡、战友见了，开玩笑说：“福楼可是‘高干\’啊！”我晓得这是在“闹”我，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第三次乔迁：住进行署大院“第二代房”，买下40%的产权
1986年11月，我由地区经委财贸基层科科长晋升为地区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当时，正处于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奏期，广泛开展工业企业的管理升级活动，白手起家，从零起步，忙得焦头烂额。
住进“三室一廊、两背一阳”的房子还不到半年时间，行署办公室行政科的同志找到我，说：现在组织考虑给你调换一套稍好些的房子，抽空拾掇拾掇，尽快搬过去。说真的，调换房子的事，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有些喜出望外。
新调换的这套房子，是行署大院的“第二代房”，比先前住的那套房子在设计布局上有了较大改进：一背两阳，没了走廊。背间是次卧，两个向阳间，一间是通阳台的客厅（搭张床，可以住人），一间是主卧，宽绰了许多。楼下还有一个带小院的储藏室，安扇门，存放个东西很方便，也很安全。人口多的，收拾一下还可以住人。
1991年，我们地区的住房制度改革起航，成为全省第一家推行公有住房以售为主改革的地区。1993年，我自掏腰包买下了这套房子40%的自有产权。现在看，这尽管是一小步，但这是一步历史性的跨越。
第四次乔迁：住上了“旅级楼”，拥有百分之百的个人产权
1997年寒冬，正值我任职地区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一周年的时候，我的住房从四号楼调到了八号楼。
满大院的人都知道，这八号楼可了得！相当初，对有资格住上这三幢楼的划了几条硬杠杠：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二是18级以上的行政级别、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干部；三是行署委办局任职时间长的“一把手”。
由此，大院里的人们都称这三幢楼是“旅级楼”。我不晓得行署办公室的同志是怎么计算的，我任体改委正职才一年，但任副职时间长，有十个年头，而且是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入伍时间早，就把我画到这个圈子里来了，真是高看了。就这样，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那天，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住上了“旅级楼”。
这“旅级楼”与行署实验幼儿园、行署伙房一路之隔，与行署门诊所一幢楼之隔，与惠民大众报社（今滨州日报社）一墙之隔。走几步，就出南大门，对面就是剧场街，买利津水煎包、滨县锅子饼、北镇顺子肉、广饶肴驴肉，给孙子买糖葫芦方便得很。
我调换到“旅级楼”后，又跟房改扯上了关系。这套“旅级楼”，比我先前的那套房子大出了20多平方米，那房子已交了40%自有产权的款项，换了这套大房子，还需再补交这20多平方米40%自有产权的差额，没等人家催促，就赶紧把这块差额交付补齐了。
2002年，滨州市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向住房百分之百的个人产权、完全实现住房商品化和货币化迈进，这在当时已成一种潮流。按照规定标准，各家各户又都补交剩余60%产权的差额。当房主们领到那盖钢印的紫红色《房产证》时，悄然间，一个历史形成的实物分配型住房的旧体制、旧制度已经结束，一个由市场配置住房资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五次乔迁：西区大开发，住进了花园式家园
进入21世纪，滨州市作出一项载入史册的战略决断：实施西区建设，市委、市政府整体西迁，带动建设一个新滨州。
一时间，距老城区十多华里的旷野里，包括市政大楼在内的一座座楼盘铺展开来，伸着长臂的塔吊盘旋在蓝天下，戴着头盔的数千工人挥汗如雨，夜晚工地上也一片灯火……
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2004年8月初的一天，西区建房指挥部在市政府礼堂举行选房仪式。开始选房前，我担心全家人早就看好的“意中房”，被他人挑走，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可到了选的时候，由于我选房的分数较高，排序第11位，进去以后，一看房子坐落分布图上，那套“意中房”还在静静地等着我，只用了几秒钟，就把“小红旗”插在了那套房子的空格里！从此，我和老伴有生之年的生活空间就定格于此了。
西区开发，带动了整个滨州的大开放、大发展。我和老伴晚年有幸在这方热土华丽嬗变的时节，住进这样的环境里颐养天年，是改革开放赐给俺的福啊！
（作者系原滨州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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