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贤里:消失的里分群
里分保留了四合院的院落布局,或自住或杂居。
里分是古已有之的一种建筑形式,济南原有群贤里、纯德里、春元里、隆新里等众多里分,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慢慢消失。□黄鸿河
群贤里是经七路上最早的里分,也是最大的里分,地处经六路以南,经七路以北,纬五路以西,小纬六路以东。这里有民国时期济南开辟新商埠后最密集的里分群,从西往东分别是群贤里、纯德里、泰和里、进德里、振兴园、三思里,北面有春元里、晋阳里、蕴德里、历然里,路南有隆新里、德邻里、中心里、余庆里等。群贤里街口是经七路,25年前,这里曾经有和今天历城区花园路相媲美的繁华闹市,只不过这一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商埠因经七路拓宽和里分群的拆迁消失了,曾经非常繁华的街巷己变成难以忘怀的回忆。
里分,南方人叫里弄,北方人叫胡同,这种建筑形式古己有之。这种里分(胡同)一般在巷口都有一眼水井,民国时期达到鼎盛,40年前的济南还比比皆是。它是一种门户相对,院落独立,充分利用空间,或自住或杂居的多功能民用住宅。
上世纪初,群贤里一带还是一片荒草野坡,有少数外乡逃难的百姓在此搭建卧棚,南面太平庄周围是庄稼地,多是种的高粱和谷子,东面是安徽义林,因为坟地年久失修,到了晚上常有鬼火闪烁,其实是遗骸裸露日久生磷产生的荧光,非常吓人。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汇同山东巡抚周馥联名奏请清政府批准,在济南、周村开辟商埠,鼓励外国人和有实力的中国人在商埠租地搞建设,租期为60年,要求起点较高,规定只允许建砖瓦房不允许建土坯屋,经七路被划为通往长清、泰安等地的官道。
1930年后,随着大观园、西市场蓬勃发展,群贤里在这种环境中首先开建,投资者据说是当时开“元升货栈”的老板兼“房牙子”李延文,东西方向建了第一条里分,共六处四合院。当时也不叫群贤里,因为里分东口有一眼水井,因此最早叫井里分,开始是租赁,后来老济南颇有名气的“通利东信托贸易公司”老板张谨祥在这里买下了第一套宅院。张是河北省安国县人,做物流托运生意,盛时买卖做到天津、北京、保定、沈阳、上海、南京等地,儿子张启运今年己经88岁,说话谈吐颇有少东家遗风,现仍住在群贤里拆后回迁的春元里小区。上世纪30年代初,从外地迁来的崔际伍在此建起了群贤里最大的一处四合院,北邻是经六路小学,就是现在的市中区实验初中。雀际武曾在外地当乡长多年,颇积累了些钱财,是群贤里最富的住户之一,其孙女崔英也回迁春元里小区。由泰安市朱阳镇桥庄迁来的孙兆明,从长清迁来的张庆玉等人也开始在此建房。孙张二人都是商埠区很有名气的瓦匠,专给大户人家盖宅院。在一次落房竣工后,孙兆明、张庆玉及李文修、房印辰等人请经六路小学教书先生给扩建的T形新里分起个响亮名字,先生们便借用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两句话“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取名群贤里,并把牌子钉在胡同口的西墙上。1929年济南府改称济南市,1932年群贤里同南邻太平庄一起被编入《济南市市区图》。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孙兆明、张庆玉两人用建房余料给自己盖起了一处四合院,两人各占一半,孙兆明还在北房加盖了群贤里胡同群中唯一的两层楼,铺上了木地板。”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井里分搬进来七八户日本商人,在这里住了七年,日本宪兵队队长靖江也在这里居住,他的儿子叫闹里苟江,同张启运老人是同班同学,如果活着也应该88岁左右,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才一起搬走回国。群贤里还有一老户名叫李全明,原籍禹城县人,身体干瘦,为人厚道,是老济南最有名望的补锅匠。仁丰纱厂的大染锅直径两米,坏了也必须得找他,现场钻锅底补,别人办不了。当年在群贤里胡同口,半个济南市的补锅匠都聚在这里补锅,共用一个焦炭炉,共化一锅生铁水,挣了份子钱大伙随便拿,剩下才是他自己的。现在生补铁锅这种工艺己经失传,著名民俗专家张继平曾建议把生铁补锅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会干的只有他徒弟杨奎元了,今年也己经81岁高龄。杨奎元也是群贤里的老户,另外还有从邹平迁来的李华美、李华帝兄弟,铭新池最老的员工王瑞琪等等,也是群贤里最早的户之一。
群贤里胡同群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如今春元里小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群贤里在哪里了。老济南素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本是指老城里,其实城外商埠区的胡同(里分)要比城里多很多,它们是老济南的脉络和触角,感受着岁月的沧桑,承载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世间的悲欢,它们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同时也被发展的城市所淹没,但它永远珍藏着人们难以忘怀的回忆和梦想。在此我想说一句话:地名镌刻着历史的烙印,散发着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体香,我们要倍加珍惜,不要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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