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礼乐：再现仪式 传承文化 用“仪式感”传承礼乐文化

本报记者 王艳茹通讯员 李富荣 孙灿《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济宁这片孕育了先贤的土地上，不仅有圣人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人们，也流传了完整的礼乐文化教化民众。孔子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听《韶乐》，“温润以和，似南风徐来”，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广为流传，而礼乐作为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首，为衡量古人才能树立了严格标准的同时，也在传统文化的丰富与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期，主讲人米怀志做客《文化济宁·百姓讲堂》，通过《让礼乐文化关照当下》生动的一课，讲述了礼乐文化的活态传承。

主讲人:米怀志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市群众艺术馆承办

邹鲁礼乐要与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传承传统礼乐文化。米怀志表示，现在开发的礼仪更体现人性化，是承载文化的精神产品。邹鲁礼乐文化体系包括束脩启蒙、冠笄成人、参商而婚、乡饮酒礼、乡射邹峄。

古时，“束脩礼”是极为隆重的典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俗称“破蒙”。过去，家里老人左手提两块干肉，右手拎四提酒，送与老师作为束脩的学费，以体现对老师的尊重。束脩礼，也就是拜师礼，对读书人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被称为人生四大礼之一。

从周代开始，男子长到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男子举行冠礼之后，便有了参军的义务，保家卫国的责任以及承担家族祭祀的资格。女子在出嫁之前，于三月三日女儿节这天行笄礼。冠笄礼是一种古老习俗的传承，只有通过成年礼仪，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才能被社会成员认同，同时也应当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家国的责任。

等到男女举行婚礼，还要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大环节，包括婚前礼、正婚礼和婚后礼。《礼记·婚义》云：夫婚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祠祖宗，下以继后嗣也。《仪礼·士昏礼·注》云:“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参商为昏。”

乡射是地方官为荐举贤能之士而举行的射礼。《史记》中记载“观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射礼的核心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射礼既是一种竞技，更包含了礼乐精神，既可以通过射礼一较高低，也可以通过射礼观察一个人的德行。

米怀志表示，古代礼仪有很强的庄重感和仪式感，蕴含着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向心力和浓郁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展演将人的内在的、无形的东西外化为有形的“礼”和“乐”，也就是通过礼乐仪式再现，用传统礼乐、佾舞等集中表现儒家思想文化，既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尊重，也有利于把原汁原味的礼乐文化传承下去。

礼乐教化： 始自夏商 源于祭祀

礼乐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当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和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认为天地神灵是主宰一切的力量，进行一些祭祀活动，为祈祷而举行的仪式，就成为古代礼仪的萌芽，有“礼立于敬而源于祭”的说法。后来，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绳织网、神农氏遍尝百草、黄帝尧舜制作乐器、创作律吕，逐渐出现了先王之乐，形成了礼乐文化的雏形。据《拾遗记》记载：伏羲时“礼义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

米怀志表示，三皇五帝实施乐教多是传说，夏商周三代实施乐教才是信史。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行礼之器也。”“夏鼎商彝”泛指极其珍贵的青铜礼器，可以看出“礼”的本义是指祭神之器，礼乐文化，是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礼”和“乐” 始自夏商，有了礼仪典籍，开始明确规范人们的行为。

周公“制礼作乐”是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夏商礼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作为社会制度，礼乐是西周的一项根本制度，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作为道德规范，礼乐仪式贯穿于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之中。在教育上，西周设立多种学宫，礼乐是重要的教育科目，居“六艺”之首。

因此，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形成于“三代”（夏、商、周），完善到周公，形成了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尊为“衣冠上国，礼义之邦”。《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成为中国的代称。

邹鲁地区： 演变为文教兴盛之地

东周建立后，争霸战争连年不断，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礼崩乐坏”，惟邹鲁之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周礼因而得以保留，于此，中国礼乐文化的重心，遂移至邹鲁之地。邹鲁文化后经孔子、孟子等先贤圣人的大力发挥，具备了正统性、宗法性、伦理性的特征，成为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米怀志讲解道，邹（邾）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春秋后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希望“克己复礼”恢复到周公时期的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孔子在对传统礼乐文化进行批判与总结的基础上，强调礼乐并举，注重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将礼乐制度建立在“仁”上。孔子还注重乐的审美特性，使它成为礼乐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因为孔子的解释、论述并贯彻于教育实践中，出现“文化下移”，《论语》中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礼乐文化走向民间，从而蜕脱了其政治制度外壳而变成纯文化并流传千古。

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朱）则归墨（翟）。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进而升华为道德的自觉意识。孟子还将“礼”赋以先验性，以“善变察今”的姿态将先秦的礼乐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邹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王叔和、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可知，“邹鲁”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且“邹”与“鲁”齐驱并驾，密不可分。“邹鲁”，从一个诞生过圣人的地名，演变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

邹鲁地区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文化保存传承中华礼仪最为完善的地域。自2014年起，文化部门召集本地学者研究挖掘《四库全书》、《三迁志》、《古代邹城地方志》等古籍中对古代礼乐记载，依托市非遗中心成立邹鲁礼乐团，结合现代演技方式，对传统礼乐文化进行活态传承，逐步打响“邹鲁礼乐”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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