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明褒暗贬的德政碑 吴 悦
德政碑又称“颂德碑”、“遗爱碑”等，肇始于汉代，由地方士民为颂扬地方官政绩而立，内容多有虚夸不实者。
德政碑的撰文者多为有名望的地方士绅，往往极尽溢美之辞，但如果撰文者明知碑主品行极其不端，却依然极尽吹捧之能事，难免会对其自身的声望有所影响。
安庆市博物馆藏有一方“潘公观察德政碑”，由安庆著名儒商胡竹芗（名杰）篆额（碑额已失），撰文者为二甲进士、时任兵部主事的安庆名宦舒鸿贻。
现将碑文照录如下：
潘公汝杰，字作卿，羊城人，始官工部，光绪庚寅年以记名道至皖，大府嘉其能，颇重任之治宇。耳公之名久矣，特以非公不至，古训有然，以故心焉慕之而未之见也。乙未秋，自瞻其言论丰采，而益倾慕其为人。兹据里人之言曰，公之接物也以宽，而操营防也则公，以皖省营务委之于公，公坚明约束，其于将士中有捏报溢额，虚糜军饷者，痛惩斥之，甲之制尤与营防相维，自编审视，为具文，而奸慝之煽惑勾结者，内地之患更甚于外夷，而兼之利相因而害益除矣。且皖城之南隅道路崎岖，瓦砾丛集，商贾之往来辐辏于途者，蹶叹行路之维艰，自潘公蒞任安庐滁和，时集巨赀以修葺之，而王道荡平，里人之言，如潘公获上之笃，皆由于得民之深也。若外此有负知遇者，吾知之矣，奔走之不暇，以便侫继之疾苦，则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于心，不知而弗为，不之论也。即明告以利之所，明告以害之所在，而故弗除，上或售其奔走便侫之欺，犹为之上剡章、登荐牍，不知亵语达天廷，而怨声塞于道路矣。然则洞悉民隐，而民受之于父母者，舍潘公其谁属哉！而维其所以故，则必与都人士往还，博采周咨而得之。昔汪辉祖著《学治臆说》尝曰，礼士为行政要务，士必不肯仆仆相见，冒昧陈言，愈祝之，而踪迹愈远者，宜敬而信之，是岂于礼士之中又有者乎！里人其以予言质之于公，公其以予言非世俗浮糜、谀词不寔者，比斯亦忻然乐也。
赐进士出身、兵部主事、武选司行走舒鸿仪撰文，五品衔训导程子箴书丹，监生胡杰篆额，五品衔候选巡检徐国顺、从九汪兆鸿较对，皖省士民敬立。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季春三月榖旦。
潘汝杰，字作卿，广州府南海县（今属广州市）人，是清晚期通过捐纳方式获得虚衔的候补官员大军中的一员，原本只是个监生，同治十一年（1872）报捐郎中，次年签分工部都水司，此后先后报捐候补知府、候补道，光绪十六年（1890）分发安徽候补，到皖后曾办理洋务、赈务、厘金、保甲等事务，次年捐二品顶戴荣衔。光绪十八年（1892）潘汝杰在安徽候补道任上试用期满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其作出了“心地朴诚、才具开展”的考语。同年10月，经安徽巡抚沈秉成密保，升为在军机处记名的记名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安徽巡抚邓华熙任命为安徽银元局总办，次年被撤，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安徽省“无应补之缺”为名，奏请朝廷将其改发江苏补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江南银元局总办。
清末吴沃尧所著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位贯穿全篇的反面人物——苟才，这位苟观察行止不端，善于钻营，精通拍马之术。他因买通了制台亲信，一路高升，曾担任南京制造局总办等职，后因贪污受贿等恶行被弹劾撤差。为了再次谋得肥缺，苟才竟做出极度令人不齿之事，与夫人一起跪在寡居的儿媳面前行叩拜大礼，求她去给好色的督宪大人做小妾，并做出了给儿媳下迷药等龌龊之事。
苟才后来又打通关系，来到安庆，在安徽银元局担任总办，他找来曾在广东银元局犯事被革职的童佐訚作工匠，与之狼狈为奸，中饱私囊，每月贪污银子达二十万，两年后，朝廷派来钦差查办，他又花六十万两银子买通了钦差，保全了功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人物虽经艺术加工，但大多有原型，这位苟观察的原型即为曾担任安徽银元局总办的潘汝杰。小说中苟才到安庆后，曾赴上海采办铸币机器，以及曾担任南京制造局总办等情节，与潘汝杰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经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潘汝杰在安徽银元局贪腐舞弊的情节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1898年7月6日和1899年1月29日的《申报》上，都提及了1898年7、8月间，安徽巡抚邓华熙在安徽银元局进行的一次大换血，这次大换血起因于一起“工匠舞弊”事件，邓华熙将“局内监工及银库委员一律撤去”，《申报》上并没有提及潘汝杰与舞弊事件有关，但据报载，同年8月，原任芜湖保甲局总办的候补知府林载亨经邓华熙任命，来到安庆，担任安徽银元局提调，“新创银元局务”，此后，在安徽银元局内，提调成为主持局务的长官。
此外，1898年7月，邓华熙的广东老乡，时任汉阳铁厂总办兼粤汉铁路总董的著名实业家郑观应在一封给邓华熙的信札中写道：“今皖省银元局缔造已成，规模略备，但能再加考核，任用得人，即可收目前之效，目后更可获利无穷”，并建议邓华熙“饬该局总办将创办之费及商附股本并机器、厂房详造清册，呈报存案，并严饬其将逾期未到之机器速即催取交局，然后另委妥员核实查明，点收接管，严定功过赏罚”。
郑观应是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与邓华熙交好，邓华熙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举荐郑观应，对其推崇备至。而《申报》的记载也说明，舞弊案浮出水面后，邓华熙听从了郑观应的建议，撤了潘汝杰的职，最终对自己的错误用人采取了亡羊补牢的补救措施。
上述史料充分证明，安徽银元局确实曾发生贪腐舞弊事件，潘汝杰虽免予查办，保全了功名，但还是被撤了职。1900年，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保举，潘汝杰到了江苏，三年后摇身一变，又获得了江南银元局总办的肥缺。
小说中的苟才还爱摆排场，他在担任江苏候补道期间，在府宅门口挂了一块店家招牌似的红底黑字的大牌子，上书“钦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即补道，长白苟公馆”（小说中苟才为旗人）二十个宋体字。
潘汝杰在安庆也只是一名候补官员，却急于沽名钓誉，找到舒鸿贻和胡竹芗这两位有名望的地方官绅为其树碑立传。
这块德政碑制成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此时安徽银元局还未筹建，潘汝杰当时以候补道身份担任安庆营务处总办。舒鸿贻对其以往的恶名应有所耳闻，如按德政碑的通常写法对其极尽褒扬，自身声望必定会受其影响，但潘汝杰此时为具有二品顶戴荣衔的候补道，且经过刘坤一和沈秉成举荐，在军机处记名（记名候补官员如果遇有官缺，可由皇帝特旨授任），于情面上难以推托，于是，睿智的舒鸿贻采用了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撰写碑文，明褒暗贬，既让潘汝杰无话可说，又让了解其品行的读者读出其中的暗讽之意。
舒鸿贻的春秋笔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强调所述功绩据于“里人之言”，并在评议中明反衬暗反讽。
在对潘汝杰功绩的述评中，碑文首先藉由“里人之言”，罗列了其三点功绩：一是待物以宽；二是任营务处、保甲局总办时能“公明约束”；三是集资修建了皖城南隅道路。值得揣摩的是，除了“里人之言”外，舒鸿贻个人并没有对潘氏的功绩进行正面评议，而是利用占全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谴责了阿谀奉承、欺上罔下、“有负知遇者”的“便侫”之徒，表面上是以此类人物反衬潘的政绩，实际上暗讽了其真实嘴脸。文中所提及的被“便侫”之徒所欺骗，“犹为之上剡章、登荐牍”的长官，不由得让人想起多次荐保、重用潘汝杰的刘坤一、沈秉成、邓华熙诸位封疆大吏。
其次，通过引经据典，明夸暗贬，同时与潘汝杰撇清关系。
碑文甫一开篇，舒鸿贻即申明自己与潘汝杰并不相熟，潘于光绪十六年（1890）到皖，舒虽表示“耳公之名久矣”（此“名”亦可理解为恶名），但为了遵循“非公不至”的古训，故而直至五年后，即为撰文之前一年，才与其相见。
“非公不至”典出《论语》，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游在武城做长官时，有一天孔子问子游：“武城有人才吗？”子游回答：“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从不走歪门邪道，没有公事，从不到我这里来。”
在用明反衬暗反讽的手法对潘的所谓政绩予以评议后，舒鸿贻假意写道：“然则洞悉民隐，而民受之于父母者，舍潘公其谁属哉！而维其所以故，则必与都人士往还，博采周咨而得之。”意指潘汝杰之所以能洞察民情，缘于其与“都人士”常相往来。“都人士”一词源自《诗经》，原意为京城的贵族，后引申为居于京城的有士行的人，“博采周咨”一词引自清初汪辉祖的《学治臆说》，原句为“博采周咨，唯士是赖”，意指官员要多与有品行的士人来往，以广泛地获知民意。要了解民意，何须舍近求远，“博采周咨”于京城人士？舒鸿贻藉此暗讽了潘汝杰勤于钻营，结交权贵以谋利的本性。
接着，舒鸿贻又引用了《学治臆说》中关于官员应如何处理与士人关系的言论：“礼士为行政要务，士必不肯仆仆相见，冒昧陈言，愈祝之，而踪迹愈远者，宜敬而信之。”对比《学治臆说》相关原文，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文中的讽刺意味，兹将相关段落摘录如下：
第士之贤否，正自难齐，概从优礼，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仆仆相见，冒昧陈言，愈亲之，而踪迹愈远者，宜敬而信之。若无故晋谒，指挥唯命，非中无定见，即意有干求，甚或结交仆胥，伺探动静，招摇指撞，弊难枚举，是士之贼也。
大意为：士人队伍良莠不齐，对待士人不能一概礼待，否则奸侫之人会乘机招摇撞骗。而有品行的士人从不有意接近官员，对那些越是与其亲近，反而越注意保持距离的士人，应益加“敬而信之”。接着，舒鸿贻又写道：“是岂于礼士之中又有者乎！”意指“亲君子、远小人”不止适用于官府和士人的关系中。
此段除了继续暗讽，同时也是劝诫其他官员应亲近真正的“自重之士”，对潘汝杰一类“士中之贼”敬而远之。
文章首尾用典，互相呼应，表面上是对潘的褒赞，实际上暗讽其巧于逢迎、上下其手，同时，也成功地撇清了自己与潘的关系，避免世人将自己与行止不端之人有所关联。而这种明褒暗贬的用典，也为这种有意撇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得潘汝杰即便读出了暗讽之意，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他在文章结尾又写道：“里人其以予言质之于公，公其以予言非世俗浮糜、谀词不寔者，比斯亦忻然乐也。”表面上指因为有士行的人如《学治臆说》中所说，“愈亲之，而踪迹愈远”，因而不愿使用溢美之辞，实际暗指自己与潘汝杰并无密切往来，所列政绩仅为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这块德政碑完成两年以后，潘汝杰因安徽银元局舞弊一案被撤除总办一职，又过两年再次经刘坤一保举去江苏另谋肥差，但他在安庆已然留下恶名，舒鸿贻通过明夸暗讽的春秋笔法，既挖苦了潘汝杰，也保全了自己的官声。潘汝杰本想欺世盗名，为自己树碑立传，却没料到反而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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