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一族,北漂一族
那年我19岁。五月的一个上午，正在上自习课的我被班主任喊去。校办的沙发上，哥正坐着吸烟。他是从老家赶来市里，接上我送去北京参加工作的。哥的单位设在北京一家酒店，因少名会计让我顶缺。
来不及回家辞别父母，我收拾起行李，同哥踏上北去的列车。这是一列过路车，没座，我们把行李堆在车厢的接头处做成“软卧”，咣咣当当的声响中家越来越远，从未远离故乡的我，心里便有了淡淡的愁绪。哥说，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个孩子了，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和领导与同事相处好……我用力地点头。
坐地铁、转公交加上“11路自行号”，黄昏时分，原本只存在想象中的北京城就在脚下了。华灯初上，霓红灼烁，车流如织，人如游蚁……当这些词毫无秩序地浮出大脑，我感到了都市的繁华与陌生带给我的惴惴不安。
哥俩一人一角抬着蓝粗布大包片裹着的铺盖卷，正行进在一个路口的转角，身后的轿车“嘀嘀嘀”地叫起来，赶忙躲开让车开过去，还是得了人家从车窗里扭头扔出的一句话：会走路不？北漂儿！确切地说我还不懂什么是北漂儿，甚至不知道人家说的是哪几个字，但我还是准确地听出了他口气与眼神里的挖苦与轻蔑，一种来自乡下人的自卑感瞬间袭遍全身。我是一个自尊与自卑超重的人。我发誓要融进这座城市，尽管说不上喜欢。
酒店不大，人手不多，生意出奇地火。我的工作除了做现金出纳，还兼任了实物保管、吧台收银员。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卖早点，早饭后开始出库当日所需的粮油煤等原料，上午和下午做账、付款、跑银行，午饭晚饭时段在吧台结账收钱，晚上客人走后盘点记账。鉴于特长，受了领导指派我还偶尔做做营销宣传，诸如做个展板、出个黑板报推介个新菜什么的。另外，为了心中的梦想，我还挤时间做自己的作家梦。
天气热起来时，我理清了店里多年来的账务，收到了某著名刊物寄来的样刊和60元稿费。在领导的关切与责难中，在同事的帮助与嘲笑中，在工作的琐碎与忙乱中，在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绝望中，时间流水般退去，像姑娘们的衣服越来越少，而我的日子却充实得令人崩溃。我常常觉得无奈而痛苦。
其实忙些倒也罢了，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是结账时遇上醉汉。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中秋节的晚上，客人结账后我只是说了句“欢迎再次光临”的职业用语，便被那家伙不知误听成什么，硬是说我瞧不起他，拿了所剩的半瓶二锅头将吧台砸得山响，要不是同事劝着我估计吃顿“上帝”的嘴巴子是少不了。想到此时家人或许正在小院儿的餐桌旁一边赏月一边想我，而我却在八百里外的这里挨教训，拳头不禁攥紧了。同事大姐见机劝我，时间长了就好了，你瞧见没，吧台沿儿上的这些坑都是“上帝”砸的。
总有空闲的时候，便无可救药地想家、想同学、想朋友，再加上工作中的委屈，那叫一个吃青杏按门铃——酸到家了。电话并不方便，于是常常坐在单身宿舍的床上一沓沓地写信、回信，或者对着夕阳、月亮吹口琴，一首《十五的月亮》、一首《渴望》被我吹得如泣如诉。有时也去看通宵电影，不过一般熬不到天明便在影院的椅子上睡去。
酒店不远处有个公园，再往北望去便看见连绵的群山。郁闷而得闲了，我便抄起本书一个人偷偷溜进公园，读书或者看清晨舞剑的老人、午后荷塘里慵懒的游鱼、偶尔立在荷叶上的蜻蜓，还有假山上亲热的情侣。然后想起远方的父母、学校的同学和那个谈了半年的女朋友。更多的时候我会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中，随着那个藤椅上发如秋水的女孩的悠悠琴声泪流满面。
最终还是没有留在那座城市，似乎也从未真正融入过。又一个中秋，我收拾起依旧简单的行李挥手向北京告别，回到故乡走向新的梦想。此时，我终于有了关于那个词的准确定义：北漂——灵魂留在故乡而在北京漂泊的人。
（顾金栋1976年生，武城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武城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系德州市第五、第六届青联委员，德州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常务理事。 ）
语言洒脱、流畅，诙谐幽默，在不动声色中娓娓道来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北漂”经历。文笔圆润、妥贴，表述跌宕起伏却举重若轻，语气纾缓却富有张力。整篇文字文气饱满，不滞不涩，读来颇有味道。
——高艳国（特约主持人）
□顾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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