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浙寻亲潮：半世纪一面缘
近年来，鲁浙两地寻亲的情况已越来越多（资料片）
点击查看原图裘红胜希望自己能帮更多的人找到亲生父母或孩子点击查看原图时隔31年，年过七旬的毛将庆再次来到聊城。但他没能见到想见的人，即便记忆中有一个模糊的地址和确切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山东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量因故无法生育的家庭；与此同时，浙江不少家庭却出现了生育太多养不活孩子的情况。所以在当时，山东人到浙江领养被弃婴孩，成为弥补山东家庭无子嗣的一种方式。这种领养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停止。
毛将庆，便是当时浙江省诸暨市民政局（时称“内务局”），负责山东家庭领养诸暨地区被弃婴孩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在德州夏津，一对儿从小被当地两个家庭领养的浙江新昌双胞胎姐妹则在前不久相认。她们很幸运，相认不久还找到了亲生父母。只是至今，她们都没能和亲生父母真正意义上的团圆过。
毛将庆的希望，就是能让像夏津那对儿双胞胎姐妹一样的孩子们，知晓自己的身世，“哪怕一辈子就跟亲生父母只剩那一面之缘。”记者陈伟斌发自聊城、德州
寻孩之行
站在聊城街头，年过七旬的毛将庆努力回忆着31年前，来聊城时的情景与见闻。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浙江的经济水平并不像现今般发达，因为家庭抚养能力、户口及民间重男轻女观念等问题的影响，在当地，弃婴数量相当多。作为浙江省诸暨市内务局工作人员，毛将庆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管理、救养弃婴。
同一时期，山东部分地区的不少家庭出现不孕不育现象，这让渴望子嗣的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求子”。其中一种重要方式，便是到浙江多地的民政部门领养弃婴。“那时从诸暨送到山东的孩子很多。”毛将庆清晰地记得，在当时，山东家庭要是想领养一个浙江孩子，只需让大队开具一份证明即可，“拿着证明来内务局，我们负责将孩子送到这些前来领养的家庭面前。”
除了诸暨，浙江多个县市在当年都有类似情况。
经手办理过的领养手续及弃婴人数，毛将庆早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两女一男三个孩子，让他至今印象深刻，“那个叫王志兰的聊城妇女还在我家住过，三个孩子分别被领走前，都是由我妻子亲手照料的。”因为这层关系，他们的通信联系一直保持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因故中断。“只记得姓名了，印象里的地址很模糊，她好像在聊城一所叫‘百刘中学\’（音）的地方教书。”
这次来山东，可能是毛将庆最后一次机会，他希望自己能找到王志兰，并问问那三个孩子的确实下落。如果可以，他甚至想在条件合适时，通过自己的老关系，看看能否帮那三个孩子找找亲生父母。
虽然与毛将庆并不相识，但他的想法，浙江嵊（sheng）州人裘红胜实际上已经做了6年。
6年前，裘红胜的岳父告诉他，他本有个妻妹，但因当年无法养活，30年前被山东德州平原县的一户人家领养。随后，受岳父之托，裘红胜来到山东寻亲，却始终没能得到妻妹的消息。
但在那次寻亲过程中，裘红胜发现平原县其实也有不少从浙江抱养的人，他曾在一个1000多人口的村子里，发现了6个。“只要你到过那里，从他们的眼神和交谈中，你就会感受到他们对找到亲生父母的渴望。”一提及当年的经历，裘红胜至今仍显得很激动。于是，他停薪留职干起了个体，并创建了“大海捞针寻亲网”，专门帮助寻亲者。
双胞胎姐妹之“幸”
裘红胜对寻亲者心情的描述，对于如今生活在德州夏津的程爱华而言，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亲生父母。”程爱华早就知晓了自己的身世，但之前因为养父母健在，她只能将这份情绪尽可能的深藏心底。养父母去世后，程爱华对于见到亲生父母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寻亲，成了她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据她了解，仅在她所生活的镇上，就有十多人是当年从浙江抱养的。
在寻亲过程中，程爱华结识了裘红胜，并在裘红胜的配合下，成了“大海捞针寻亲网”山东负责人之一。
与程爱华同村的王思清（化名），亦是当年从浙江抱养的弃婴。21岁结婚那年，王思清从养父母那里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与此同时，养母还将一张写有王思清奶妈家庭地址的信纸，交给了她。“当时很难接受，但也越来越希望见到亲生父母。”受发小程爱华的影响，王思清也越来越思亲心切。程爱华寻亲同时，也帮着王思清联络那个当初在新昌民政部门最后照顾过王思清的奶妈。“在裘红胜的帮助下，很快就通过王思清的奶妈，找到了她的亲生父母。”后来的事情开始有了传奇色彩：帮王思清找到亲生父母后不久，一个和王思清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名叫王素金（化名）的妇女，也找到了她家里，“王素金说她也是浙江抱养的，养父母告诉她，她原本还有个双胞胎姐妹。”
惊讶之余，程爱华将王素金带到了王思清面前——此时的王思清也在试图寻找对方，她是联系上亲生父母后，也获悉了自己还有个双胞胎姐妹的信息。姐妹俩都万万没想到，30多年来，两人生活的村庄仅相距十几里。
每当提及王思清和王素金，程爱华的心情总是复杂的：作为山东这边的寻亲负责人，她为之高兴；但作为同是寻亲者，很是羡慕这对双胞胎姐妹。当被问及如果真见到亲生父母时，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时，原本情绪高涨的她，一时语塞。
寻来纠葛亲情
对程爱华而言，“如果真见到亲生父母”的心情，现在看来都只是一种假设与想象。但对于刚刚姐妹相认、又都找到亲生父母的王思清和王素金而言，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相认后，从浙江的三姐那里得知，当年因为家里已有三个女孩，我俩的出生，让希望有个男孩的父母有些失望，于是我们就被抛弃了。”如今，每当提及此事，王思清都用一句淡淡的“抛弃”来表达这份情感。因为直至今日，即便她已见过所有家人，心里却依旧还是有“说不出的陌生滋味”。王素金一直没回去过，一方面是因为养父母健在，另一方面则是看出了王思清从浙江回来后的感受。此后，王思清和王素金的弟弟曾来过德州多次，也曾含糊地表达过一次“歉意”——他觉得，正是因为他，两个姐姐才被抛弃。因此他希望能与别的家人不同，尽可能多接触这两个姐姐。
正是在那期间，在王思清的撮合下，弟弟和一个德州女子结了婚。“弟弟的酒席都是我们这对双胞胎姐妹在德州操办的，浙江那边也没来个代表。直到现在，亲生父母都没给过一个电话。”
王素金觉得，或许亲生父母也不想再面对她们，“他们可能也心存愧疚吧。”她说不愿将亲生父母想的太坏，因为害怕想到“被抛弃”这三个字。
事实上，这6年来，通过裘红胜的努力，当年被抱养到山东的浙江孩子中，至今已有至少300多人找到了亲生父母。但对于这300多人而言，即便之前再万分渴望，真到了认亲时刻，也多是一件内心无比纠葛的事情。“养父母这边养了三十多年，亲生父母那边又没感情，就算找到了，相认了，绝大多数也仅是见见而已。”这几年来，面对一次次兴奋中又明显尴尬的相认，裘红胜觉得，自己所做的只是让那些寻找亲生父母或亲生子女的人们，有个盼头，了却心愿，之后的事，随缘，“其实很多人在相认后，都不会再去打扰彼此生活，毕竟当初……”
这些现实，让程爱华也不敢去多想自己找到亲生父母后的感受，只是希望尽量不要像这对儿双胞胎姐妹的亲生父母那样，“有个往来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图。”
“一面之缘”
如今，无论是程爱华，还是王思清、王素金姐妹，对于亲生父母的感情，一直还都是“陌生”的。王思清和王素金商议，等到方便时，一起回去趟浙江，“见一面，就够了。”
事实上，她们只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据裘红胜说，浙江电视台2007年时曾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从浙江被抱养至北方的弃婴数量约有20万左右。“应该差不多吧，总之那些年仅是山东来浙江抱养弃婴的家庭就很多。”毛将庆回忆，自己上一次来山东聊城是1982年，那次来，是想顺道看看王志兰领走的那三个孩子。但实际上，那次他只见到了最后被领走的那个男孩，两个女孩都不见了。“王志兰说那俩女孩因为水土不服都死了。”毛将庆最后没能找到王志兰，更得不到那个纠缠了自己多年的答案：三个孩子到底怎样了？
这也是裘红胜所努力的方向之一。“现在也有很多老人希望我帮他们找找当年他们放弃的那些孩子。”这其中，也包括裘红胜的岳父。
裘红胜觉得，对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特殊问题，人们没有必要太追究。而作为他这个层面，能做的便是将那些还有线索源的家庭，尽可能使其在表面意义上呈现一个完整状态，“现实中，则是很难再让这些家庭再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了。”
从今年开始，裘红胜准备将这项寻亲活动搬到网络上，用网络视频的面对面的方式，来节约找寻成本，并以此提高效率。“亲情纠葛太多，人情世故本就最难，更何况这种情况？”毛将庆在听到裘红胜的这个想法后，觉得这似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视频一看，大家知道、确认彼此了，若是还有进一步想法，那就面对面；假使只要其中一方只是希望见一面就可以了，那也许视频中的那张面孔，就算是陌生的，有‘一面之缘\’，也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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