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政局动荡 军阀混战百姓遭殃（九）
宣汉人民多灾多难
民国6年，靖国军颜德基部分兵驻宣汉县，其令县筹饷5万银圆（以下各款项均为银圆）。8月，又加筹40万元，以补充其援陕军事费用。民国8年，驻南坝场的旅长曾辑五令县人借垫军饷12.6万元。不久，曾辑五又再次加筹2万元以招兵买枪。颜所招安的范绍增、花老四部队，本系土匪，军纪松懈，常抢劫商民财物或“拉肥”（绑架），索金赎取。士兵亦强入民舍，穿堂入室，秽人用阃，把民家饮食衣物视为己有，众称之为“棒老二”队伍。
民国9年5月，川、滇、黔军混战。11月江防军司令余际唐率部赶走颜德基部。江防军第三纵队司令谭尊武驻宣汉，令县筹集军饷5万元，另加颜德基部所派未收清的尾款3万元，共8万元。7月，又令宣汉增筹军费3万元。民国10年，林光斗部队分驻南坝场和县城，又令县筹26万元。
民国12年春，江防军余际唐又令县筹军饷2.5万元以充战费。5月，陕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刘宝善部护送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返川，刘宝善分兵驻扎宣汉称“东军”，初令县筹饷银6万元，继加借垫2万元。8月，又令县筹军实费3.5万元以备其满载回陕。
民国17年腊月，军阀杨森被刘湘部的王陵基部队在万县打败，溃军经宣汉上峡、南坝、黄石、清溪、马家、双河、双庙场到达县城，逃回杨的老家广安县。沿途不少士兵逃跑为匪，啸聚大巴山拦劫商民。其部队过境三天，沿途民众大多逃避山野，以免遭败兵蹂躏，家中器物粮米任其糟蹋，时称“杨森过道”。
民国19年，刘存厚扩充地盘的野心复萌，派其牛、倪、廖、申4个团长率部出兵陕南，占据镇巴、西乡、城固、洋县等八县。旋被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九师孙蔚如以及王志远等部队合力驱逐。刘存厚部各团败退返川，令宣汉县筹开拔费20万元。是役，部队往返经毛坝、胡家、双河、大成等场。过道数日，一路勒索。首先要地方团局保甲给他们筹办口粮和马料：大米要几百石，胡豆、黄豆要几十石，猪肉要几千斤，木柴要几百捆，稻草要几千斤。其次，占庙宇、祠堂、大院子、大店铺和较宽敞的农家房屋；部队一到，搬桌凳，下门板为下级军官铺床。把双河场街上店房的门板卸完，把沿途小户人家的门板搬去，有的则用以劈柴烤火。动辄要民夫几百，给他们抬滑竿，挑担子，背枪支子弹和箱笼等物。当地政府派的力夫不足，他们便自行到农村去“拉夫”，给军官太太、少爷、小姐抬滑竿、挑银元、鸦片以及提雀儿笼笼。每回大军过道后，就有力夫被打死或累死。士兵采摘农户蔬菜，看到鸡鸭就捕捉，不管人家卖不卖都强迫拿走。有的给几个钱，群众不敢收；有的还将就锅灶在农家煮，吃了才走。看到年轻妇女就以淫秽语言调戏，致当时少女不敢拖着辫子出门，只得用帕子包起头发，装成妇女。若在僻静角落或夜晚遇着兵，难免遭强奸。当时，沿途大道群众听说“要过兵”，都骂不绝口，速把青年女子，送到偏远处亲戚家躲避。兵荒马乱弄得群众无安居之日。群众一闻枪声，即逃到岩洞或山林，用棉被包着以防流弹。城里的人，有的到天主堂去躲避，被迫要求外国人保护。
刘存厚统治宣汉10年，其重征和预征田赋一直到民国38年。清理地欠，要百姓从民国6年补起。许多人早已缴清，因收据失落，强令补缴，时称“上二道粮”。田赋的附加超过正税二三倍，年征和预征次数无定。民国20年即征了8次，年终还令全县筹临时军费20万元。田赋外的苛捐杂税（包括驻军魏邦文加码的）达80余个税目。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刘存厚扬言要出兵抗日，令宣汉筹抗日子弹费6万银圆。结果一兵未出，也未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刘存厚盘踞的地盘，只达县、宣汉、城口、万源四县，尽属大巴山区，经济困窘，而他却养兵两个师和几个独立旅，包括其军官家属、大小官僚机构和团练保甲组织一整套人马，完全由人民拿钱供养：为催收捐税派到乡场的“提款委员”招待费及车马费、麻将费（陪委员打牌输给委员的钱）、交际费（委员给别人送礼的钱）都靠民众摊筹。宣汉人民在刘存厚统治的年代，年纳税捐军费达300余万元。
刘存厚、魏邦文都是简阳人，其部属排长以上很多都是简阳籍，当班长的简阳人也很多。当时流行的口语：“简阳来的，拿碗添饭；没有碗，瓢也可以。”由于他们久驻宣汉，都从原籍把家属接来享福。中士下士以上无妻的，都在宣汉抢女人做太太。师长魏邦文年已60有余，还以权势威逼宣汉女学生潘某给他做小老婆。所属军官霸凌民女就更多了。他们为了自己过享乐腐化生活，在县城西门开“宣和澡堂”（妓院），在西门外冉家院开红宝赌场，在板桥街开鸦片烟馆。
他们在各乡场所占用的民房，一住就是四五年或七八年，不给一文房租。他们的士兵奸污妇女，受侮辱者的家属不敢恶言相对，因他们久驻本地，怕他们借端生事，勒索杀人。驻在胡家场黄家祠堂后面的一班士兵，曾轮奸一位姓李的年轻妇女。当时乡间，一些中青年妇女都不敢去赶场。驻在县城的两个勤务兵，争夺一夏姓男子之妻，杀死群众一人，兵丁二人。双河场一从部队派到区公所的电话兵，与一姓陈的年轻妇女勾搭，与人争风中受伤，就逼令区公署把一姓刘和一姓顾的青年以“通匪”的罪名砍杀于双河场弯弯桥边。
1933年红军进至双河场时，城里军官们的太太、少爷纷纷渡河逃跑，强拉民夫数百给他们抬滑竿、挑担子、牵马匹，把他们在宣汉勒索的银圆和鸦片向开江方向运去。
（节录自政协达州市委员会编《达州现代文史资料集粹》，原作者王上修。原文共十三条，录入时对文字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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