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现四座汉晋城址 渠县宕渠城找到巴国“賨人”文字证据
宕渠城水井区
宕渠城遗址出土的“宕渠”文字瓦当
昨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四川汉晋城址的考古新发现，2014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汉晋时期的城址为主要研究目标，先后对宕渠城、武阳城、广汉城、阳泉城、严道城、绵竹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副队长陈卫东表示，此次公布的这六座城址中，每一座城址都能凸显出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渠县城坝的宕渠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中的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梓潼西坝的广汉郡城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个郡——广汉郡的见证；彭山的武阳城和德阳的绵竹城是进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门户；荥经的严道古城是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尤其是宕渠城、武阳城、广汉城、阳泉城四座新发现的汉晋城址，其地域涉及川东和成都平原地区，其时代涉及西汉到魏晋时期，与众多历史事件有关，极大地扩充了四川汉晋城址群，是四川汉晋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
宕渠城
唯一与巴国“賨人”有关的城址
位于达州市渠县土溪镇的宕渠城城址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中的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也是川东地区最大规模的战国—六朝时期遗址、唯一确认的汉代城址。通过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也证实了城墙至少经过两次修建，东汉时期经过增修，与汉志等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
渠县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负责人郑禄红介绍说，城坝遗址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其中以两汉时期的堆积为主。在城墙内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代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枚刻有“宕渠”文字的瓦当，这也是为城坝遗址作为秦汉“宕渠”城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出土的罍、缶等青铜礼器，编钟、钲、虎钮錞于等青铜乐器，鐏、戈、矛、剑、钺、斤等青铜兵器与重庆小田溪遗址出土文物高度相似。而两汉时期的遗存，尤其土坑墓、木椁墓更是掺杂巴蜀、中原和秦文化因素，这为进一步廓清晚期巴文化如何融入汉文化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广汉郡城
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郡
广汉郡城位于绵阳市梓潼县西坝村、连枝村，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个郡——“广汉郡”的见证。该城址分布面积200多万平方米，时代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遗址的主体堆积为西汉早中期。遗址上的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生活区分区明显。“陶窑作坊区内发现的大量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的成品和半成品，等级较大、规模较大，相应地也能提高生产水平，应为当时广汉郡官府烧制器物的作坊区。”广汉郡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李万涛介绍说。遗址中部分规格较高的出土遗物也指示着这里曾是郡址。建筑构件有瓦当、铺地砖等，其中瓦当主要为云纹瓦当、形制较大，铺地砖主要为方形“富贵”“回”字纹砖，亦发现少量龙纹踏步砖等。
广汉郡是古四川最早的三郡之一。在秦国时期，四川设有巴郡和蜀郡，秦灭亡后，汉高祖六年，在四川新增设第三郡广汉郡，郡址就是现在的梓潼县潼江岸边。李万涛表示：“结合历史文献，西坝遗址应为西汉时期广汉郡郡治遗址所在。”
阳泉城
推测为绵竹城分立的新县城
位于绵竹市孝德镇金土村的阳泉城，时代为汉晋南朝,分布面积100多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的“大富侯”铭文瓦当带有明显的魏晋特征。从时代、面积、地理位置分析，考古工作人员认为，遗址应该是阳泉故城。阳泉县的记载最早见于南朝。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说：“地方志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今德阳市孝泉镇。而阳泉县则在《晋书》中并未留下记载，使人产生阳泉县在晋朝一度被取消的错觉。位于绵阳市黄许镇的绵竹城遗址，并没有发现三国以后的遗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的绵竹城在晋初就已经遭到废弃。而《晋书》中却又反复提到绵竹，可以肯定的是《晋书》中记载的“绵竹”并非是汉代的绵竹县而是另一个名为“绵竹”的新县城，最有可能的就是由绵竹城分立的阳泉县。该遗址是四川地区同时期不可多见的城址，同时将填补德阳、绵竹地方历史的空白。”
武阳城
东汉中期以后成为犍为郡的郡治
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武阳镇五一社区的武阳城遗址西临岷江，三面环水，距离张献忠沉银的江口镇仅仅一公里之隔。遗址平面大致呈三角形，面积约23万平方米。城墙依地势而建，高度0.8-4.5米，残存城墙长度约为2000米，残宽3-40米不等。从去年开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图案丰富的拓片及汉砖。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与城址相关的城门、码头和道路等设施。“根据文献记载及地理位置，我们推测这座城址应为武阳城。武阳城位于成都以南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岷江与府河交汇之所在，是进入成都平原的门户，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阳城始建于秦，传说中蜀国被秦灭以后，蜀王败逃，死于此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武阳为最早置县的地区之一。东汉中期以后更是成为犍为郡的郡治，武阳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从考古勘探的情况来看，城内的堆积以汉至三国时期为主，这与我们的推测大致相符。”武阳城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
本报记者 李雪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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