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发现 从“铆钉区”变化看长三角探路

8月12日，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交界处的太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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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滁高新区的现代工业坊。滁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35.8万平方公里、22.5万平方公里、2400平方公里、660平方公里……说起长三角一体化，这四个数字必须要知道。第一个数字是全域面积，包括三省一市（苏浙皖沪）共计41个城市；第二个数字是中心区，只有27个城市；第三个数字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只包括3个县；第四个是现行启动区，只有5个镇。从地图上看，面积约240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只占长三角地区很小的一部分，但作用却非常重要。因为毗邻，它像一颗铆钉，把苏浙沪牢牢锁定在一起。这也正是逐渐缩小的数字背后暗藏的逻辑：推动一体化发展，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示范区不仅是整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抓手，也是探路者。其现状如何？有哪些经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梁现瑞宁宁徐莉莎

一体化发展毗邻地区有哪些空间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部署，要把深化川渝毗邻地区合作作为重要抓手，支持打造一批合作先行区、示范区和协同区；协同重庆加快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为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探索新路、作出示范。

在中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中，长三角地区经济融合发展程度高，一体化发展基础好。其中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一体化发展先手棋，正在着手闯出一条“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新路。

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如何向长三角学习，一体化发展怎么抓？政府和市场如何分工？跨省园区如何建？四川日报全媒体特别报道组深入苏浙皖沪三省一市毗邻地探寻——

一纸规划引发的裂变：

三地交界处建“水乡客厅”，河长不再只管一段

8月12日，从嘉兴市嘉善县城一路向北，近半小时后，高楼厂房逐渐消失，代之以成片湖泊和碧绿稻田。50分钟后，我们抵达西塘镇钟葫村，横亘在眼前的是太湖流域最大的人工河道之一——太浦河。50公里长的太浦河，西起太湖，一路流经苏州吴江、嘉兴嘉善与上海青浦等地，最终东入黄浦江。这里的一块界碑，连接三省市。界碑以西，是江苏省黎里镇的伟明村；北边则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的新池村。由于远离市中心，尽管苏浙沪的制造业都非常发达，但这儿看不到一点城市和工业化的气息。变化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原本无人问津的钟葫村一跃为焦点。按照规划，未来示范区还将在三地交界处建30-40平方公里的“水乡客厅”，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将其打造成为体现示范区生态绿色理念的功能样板。看得见的变化已在悄然发生：嘉善公交卡可以坐上海地铁，上海名医定期跨区域来此坐诊……去年12月，钟葫村村民顾峰发现上海医院能刷嘉兴医保卡了，“异地就能结算报销，省时省力。”生态保护是另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去年10月30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协同治水正式启动，苏浙沪创新设立联合河长制度。联合河长们的巡河范围就不再只局限于自己辖区，大家还不时交叉巡河，发现问题就在微信群拍照留言，互通有无。之前的老大难问题，现在一下解决了。

□点评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胡坚：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到齐抓共管，一体化发展的转折点和关键点首先是人心齐，也就是思想上有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倡导。所以，规划先行，高层推动，对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一条断头路引发的思考：

欲接“断头”，先得“碰头”

示范区执委会的办公地点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从此往西驱车半小时，就来到江苏上海之间的界河元荡河边。河西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岸是上海青浦区。元荡河宽不过两百米，只要有座桥，步行过桥只需几分钟。河两岸，东边的上海修了一条东航路，西边的江苏有条康力路。然而，两条大道，都在距离元荡河岸边几百米的地方戛然而止。而两岸村庄，数万人要走动，得绕行20多公里。“一眼看得见，走路要半天。”把“断头”的两条路合二为一，人们不是没有想过，甚至不需要多少钱。但问题是，“项目虽小，难度很大。”执委会负责基础设施的一位同志介绍，不要小看一条断头路，就因为涉及跨省，难度就大了。首先是根本坐不到一起，没有这个沟通协调的机制；其次，各自的标准也不统一，一方原来是两车道，一方是四车道，一方有绿化带，一方没有；再次，钱怎么出，标怎么招？一大堆问题挡住了这条路，也阻隔了两边的数万居民。示范区获批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市联合派员成立理事会，下设执行机构执委会，执委会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法规组、生态和规划建设组、营商和产业发展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组。其中，生态和规划建设组的一大职能就是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经过前期的摸排调查，包括东航路等几条断头路被“拎”了出来，列入第一年的建设规划。今年初，东航路和康力大道连接工程项目正式动工，9月就将正式竣工通车。“沟通协商的过程很艰苦。”据参与前期沟通的同志介绍，尤其是在路的标准问题上，一开始双方分歧比较大。“第一次肯定艰难，但今后就对了，照着这个模式干。”

□点评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社会发展组副组长吕军焘：实现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要充分发挥区域协调机制的作用。其中包括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合作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等。机制的本质是共同的行为规范，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大家一起商量，谋定后动。先有机制，后有项目，而不能相反。

一道“门缝”折射的策略：

一体化发展，要循序渐进

8月6日上午，示范区执委会所在地，一场规模不大的通气会竟吸引了几十家媒体到场。原因在于，会议的主题涉及一个关注度极高的话题：教育资源共享。通气会通报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平台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有关情况。“这是全国跨省域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尝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陈建忠介绍，今年示范区两区一县（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将实现招生、教学、学籍三统一。但客观来讲，无论是从涵盖的区域，还是领域的分布，都是非常小的。先说区域，仅限于示范区内三个县区，上海青浦、浙江嘉善和江苏吴江；其次再说领域，这次共享的教育领域仅限于职业教育的3+2，也就是职业中专加大专，不包括本科，就更谈不上普通高校和义务教育。形象地说，只是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开了一个很小“门缝”。更远的目标已经有了。陈建忠表示，2022年6月前，示范区计划建立示范区内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职业教育教师信息服务、职业院校学生升学就业的统一平台，探索跨省职业教育“中高贯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远期目标是在未来3至5年内，示范区计划打破两区一县资源壁垒，建立示范区内产教融合统一平台。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各指定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与示范区开展合作办学。”

□点评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社会发展组副组长吕军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涉及面广，任务多，实际推进过程中，要小切口进入，循序渐进，从易到难，由点到面，这是一种策略。

对话操盘手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魏陆：

一体化发展 顶层设计最重要

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再到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都是起草单位之一。长三角一体化如何抓？抓什么？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魏陆。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徐莉莎宁宁

谈基础

是市场、政府、公众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记者：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使命是什么？

魏陆：都是国家战略，京津冀讲究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强调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而长三角所承担的使命是一体化，这是最高水平。

记者：为什么长三角要一体化？

魏陆：核心是有基础、有可能。因为这个区域市场化程度高、合作基础好。而政府层面，2008年起长三角就实行了决策、协调、执行三级合作机制。可以说，这是“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公众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是有需要，长三角地区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些层面，特别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原因，为经济层面，尤其是产业层面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了掣肘。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冲破这些藩篱。

谈规划

顶层设计最重要，特别注重市场主体的意见

记者：长三角一体化，已经形成了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魏陆：城市群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地区间的城市格局、经济基础、协作程度虽不同，但也有可复制的经验可循。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顶层设计。特别是涉及跨省协同发展，没有清晰的思路和规划，后面无法压茬推进。

记者：规划过程有什么特别之处？

魏陆：政府层面，要征集三省一市多方多级的诉求和意见，这个工作量是翻倍的。征求意见，我们就做了两次，收到的268条反馈意见绝大部分被采纳。除了省级层面，我们还积极对接地市政府，毕竟规划落实要落到他们头上。一体化涉及方方面面，很多工作各方无法立即达成共识。规划过程中，有的事要超前谋划，比如5G先行先试、城际市域铁路网规划；但是有的事情也不能一蹴而就。《行动计划》包括32项重点合作事项，300多个具体任务，有的四方并不能完全达成共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一个原则，有共识的事情就具体写，尚需协调的，比如太浦河后续工程，就写清原则，在探索中推动落实。在规划的编制上，我们特别注重市场主体的意见。因为规划这事儿还不能光政府说了算，我们进行各种制度设计，最终也是为市场要素流通打通堵点。让企业在长三角一体化问题上充分发声，表达各自的利益，以保证一体化的思路和方案从最初设计开始就符合市场规律。

谈落实

从小处着手，先闯出一条路

记者：一体化最大的难度在于不破行政隶属、但要打破行政边界，怎么啃硬骨头？

魏陆：反观长三角探索一体化的进程，会发现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分步实施的。我们在面上做好顶层设计，也有专题组，实践中又从小处着手。与其把一个个问题想清楚，不如先闯出一条条路。一方面，小才有着手点，小才有突破口。《规划纲要》正式实施以来，我们打通了不少断头路，打通沿海、沿江等交通大通道，实现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建了一批合作产业园区……目前能突破的都在紧锣密鼓推进；财税分享、生态管理、深度的公共服务政策，也在逐步探索。啃硬骨头不能一蹴而就。在解决小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磨合，交流创新，相信对硬骨头的解决也有促进作用。

小切口看长三角

安徽的“克隆版”苏州工业园是如何跨省复制的

“你们有没有留意，我们园区的产业大道上，几乎没有企业大门。”8月18日，记者一行来到位于安徽省滁州市主城区东南的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仁君特意提醒记者，“这是从苏州工业园区学习的经验，这样可以快速通行、不堵车。”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徐莉莎宁宁

这个产业园区由苏州中新集团和滁州市政府合作共建，也是大名鼎鼎的苏州工业园走出江苏的首个省外合作共建项目。2012年4月开建，园区36平方公里，借鉴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理念，相当于苏州工业园的“克隆版”。近年来，这里迅速发展成为滁州市东部产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2019年成为省级高新区。跨省共建园区飞速发展，有哪些经验可循？

苏滁跨省“牵手”

2010年底，滁州招商团队获悉，苏州工业园区开发主体——中新集团有意走出苏州，寻找新的区域以更高的水准建设工业园区。苏滁两地的高铁互通优势和当地的优惠政策、产业基础，让滁州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新集团走出江苏的第一个合作者。牵手的第一步，“首先是软件的承接转移。开放创新发展、营商服务环境、园区建设管理的理念，是苏州工业园区最宝贵的软件”，周仁君深有感触。自高新区成立以来，中新集团分期、分批组织滁州市的一线干部，赴新加坡、苏州学习培训。大到政策方针解读、经济形势研判，小到红绿灯设置、行道树栽种，“全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创建元老给我们上课。”这样的培训，也被周仁君称为“思想的洗礼”。

在园区规划馆，两张饼状图清晰展示了“双主体”管理运行机制。管理主体为园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中新集团持股56%、滁州城投持股44%的开发公司，作为开发主体。管理主体和开发主体时常对接沟通，双方着手建立了“一会两委”工作机制，即定期召开管委会、开发公司联席会议，成立招商引资委员会和国土规划委员会，重大事项坚持共同协商、共同决策。

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改规划

有一张图，是中新苏滁高新区给客人们重点介绍的对象。这是高新区委托新加坡城邦规划院等单位编制的规划，投入3000万元，历时8个多月，九易其稿，形成各类规划共计30项。“棕色是工业用地，黄色是居住用地，其余为公建配套。”周仁君手指规划图介绍。记者细看图纸，棕、黄和其他色块的面积刚好各三分之一，“三个1/3”产城融合理念，就是产城共兴的精髓。周仁君说，现在看苏州工业园的地图，和1994年规划设计的图纸几乎一模一样。中新苏滁高新区也确定了一次性规划、分期建设、滚动开发的理念。这套规划具有强制性，意味着任何人不得因为任何项目、任何理由随便改动，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苏州经验的另一个亮点是规划的超前性。”周仁君说。他以中新苏滁高新区邻里中心举例，传统的社区居民生活服务设施是“天女散花”式的。邻里中心则是为半径3公里的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把商业配套和社会服务设施，包括农贸市场、邮政所、门诊所、电影院等都集中在一起。同时，长三角地区的优质公共配套项目纷纷入驻，先后引进苏州国际外语学校、上海兰卫高端医疗机构、南京琅琊路小学等项目，提升了功能配套，集聚了规模人气。近年来园区“借船出海”，利用中新集团全球招商网络和资源，积极招引优质企业。8年来，高新区已形成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营养健康等主导产业，累计签约引进项目270余个，总投资超700亿元，持续获得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溢出”红利。中新苏滁高新区的建设发展，也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滁州市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970.7亿元，跃升到2019年的2909.1亿元，GDP从安徽第5跃居第3，进入全国百强。

【故事】

“星期天工程师”的回忆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宁宁梁现瑞

作为长三角地区首批“星期天工程师”中的一员，刘忠云至今记忆犹新。

刘忠云194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4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后，进入当时全国最大的开关厂——上海华通开关厂担任技术员。

“星期天工程师”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是指利用业余时间为长三角地区乡镇企业提供各种无偿或有偿服务的国有企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出现，打破了科技人员跨体制流动的藩篱，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最显著的“符号”之一。8月8日，在上海闸北区芷江中路一个老小区，77岁的刘忠云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当“星期天工程师”的历程——1978年春，几个操着常州口音的人直接到厂里找到刘忠云。“他们是从我舅舅家常州横林来的。”刘忠云回忆，“一见面就直奔主题：我们出20万元买你这个人，再给你一个厂和一套房。”刘忠云被这个“天价”震惊了，当时他月工资才50元。面对“天价”邀约，刘忠云拒绝了，“担心会影响在国企的本职工作。”但他同时承诺，只要碰到技术上的难处，可以帮忙解决。于是，刘忠云开始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为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指导。而此时，“星期天工程师”逐渐在社会上兴起。

为规避风险，刘忠云想了个对策：每次外出挣的钱，全部上交给单位。而单位将所得收入的70%上缴工会，剩下的30%再四六分成。刘忠云回忆，那时每逢星期天，只要穿戴整齐、拎包往郊区和长三角跑的几乎都是“星期天工程师”，随着1988年初《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印发，“大家开始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利用周日兼职工作。”在鼎盛时期，上海有四五万名“星期天工程师”，从最开始的按件付费，到按月或按年支付费用，再到参与项目、技术转让获取报酬，“星期天工程师”提供服务的方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

翻阅一本本相册，老照片记录着那些年作为“星期天工程师”的刘忠云走遍长三角的工作画面。重拾话题，怀念的价值在于，“星期天工程师”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改革开放初期，实现了国有和民营、上海与周边两种资源的共享，为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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