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变迁

三秦都市报 2021-02-05 23:59 大字

■梅方义

过去,我家的住房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之一。村里有个地主,想盖一所大房子,我家和他家是邻居,他要求我家的房子按照他家的标准盖,这样连在一起有气势。8间草房,堂屋4间、前屋4间,中间是两道土墙围成的院子。土墙、木梁、草顶,冬暖夏凉。草是西山上质地很硬的山草,房木是西山里上好的树木加工而成。大门前矗立两棵大枣树,还有一块半亩多地的菜园,里面种满了蔬菜。因此,我家很快被土匪瞄上了,193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群土匪到我家抢劫,用枪打断了我太爷的腿,抢走了我年仅7岁的二爷,我太爷因失血过多而死。家里人变卖了田产,从土匪手中赎回我二爷,家道却从此中落,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家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父母很辛勤地劳作,但养活一个九口之家,还是很艰难的。我小时候常吃的食物是红薯和玉米,至于吃肉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要等到过年的时候。穿衣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制而成。我6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学校就设在村子里,老师姓顾,一到五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课,一个老师教课。我记忆力很好,老师教完一篇课文,随后我就能背下来,深得老师的喜爱。村子里集体劳动,以铃声为号,集体上下工,男劳力干重活,犁田耙地,女劳力干手工活,割稻插秧。我的童年就在这个家、这个村子度过的,从没有离开过。

改革开放后,我们村在邻村(凤阳县小岗村)的带动下,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得36亩责任田,粮食连年丰收,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我家是我们村的“冒尖户”,是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户,乡上还奖励过一张手表票和自行车票。手表是上海牌的,125元一块,至今我还保存着。自行车是上海永久牌的,早已报废了。1986年,我家在堂屋的原址改建二层小楼,前屋的4间草房也变成了瓦房。我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吃饭不再是红薯和玉米,而是自家生产的大米和白面,吃肉已经变的很平常,除了猪肉外,还有鸡鸭鱼等,都是自家产的绿色食品。放寒假时我的任务是喂牛,放暑假时我的任务是放牛,那时候,牛是农户家庭的重要财产。放牛的任务很辛苦,晴天热,雨天淋,都要在野地里坚持。但相比干农活,还是相对轻松些。放牛的工作我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

1992年之后,我所在的黄陵矿业公司加快了住房建设步伐,我分得了一套51平方米2室一厅的单元房。住房的标准很高,两水两气(冷水、热水,煤气、暖气)。小区一共有11幢住宅楼,都是六层高。那时候,一个矿区就是一个小社会,小区内有幼儿园、学校、医院,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菜市场的二楼是一排餐馆,高家饭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家做的火锅和炒菜堪称一绝。每逢月初矿区开工资的时候,猪肉的价格就高;到了月末,肉价就跌下来了。一楼有个秦腔娱乐班,一到晚上,乐器就响了起来,爱好秦腔的人,总喜欢到此吼一嗓子,才感觉痛快。矿上的人性格豪爽热情,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8年我爱人调到西安工作,我家在西安高新区贷款购买了一套145平方米的单元房,三室二厅,小区绿化很好,楼间距很宽。小区还有学校,距绕城高速很近,建有商业区和餐饮区,生活十分便利。当时买房的时候,锦业路上空荡荡的,如今早已是高楼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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