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学者揭露资本侵略
几乎与刘阶平同时到二十里堡调查的,还有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三名专家。“红色”背景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的调查有着独特的视角。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运用大量事例揭露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侵略和影响,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
考察潍县烟区写成长篇调查
1933年11月,几位年轻人频频出现于潍县南部烟区,他们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研究员王寅生、张锡昌等。这年,陈翰笙36岁,王寅生31岁,张锡昌28岁。
绝少有人知道,陈翰笙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工作者,王寅生、张锡昌都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学者。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在李大钊影响下,陈翰笙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翰笙请求加入共产党,值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正在组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便介绍他先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和学者的公开身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李大钊被捕,陈翰笙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安排他转移苏联,到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翌年秘密回国,中央研究院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蔡元培邀他出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农村经济调查。1932年,陈翰笙秘密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计划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旨在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决定组织人员,对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产区进行调查。陈翰笙后来回忆:“这年,我带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做了调查,后因其他事离去,大量的工作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同志在1934、1935两年完成,并整理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此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陈翰笙等于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任理事长。1935年、1936年,陈翰笙、张锡昌先后加入共产党。
陈翰笙根据调查的材料,又在美国搜集了大量资料,用英文写成长篇调查报告《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1939年由纽约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41年在日本出版日译本,1983年由陈绛译成中文,题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调查报告从烟草传入中国开始追溯,一直到大英烟公司的成立,运用大量的数据详细介绍了大英烟公司以及其他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的情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侵略和影响,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
陈翰笙在山东、安徽、河南产烟区,各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调研,山东潍县烟区的村庄是武家和于家庄,并直接与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买办田俊川接触。
需要说明的是,1934年11月前,在山东收购烟叶的是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大英烟公司；11月后,此项业务由英美烟公司新成立的子公司颐中烟草公司负责。陈翰笙在调查报告中用了母公司——英美烟公司之称,下文亦沿用此称。
买办低价囤货高价贷给烟农
关于田俊川,陈翰笙写道:“山东一个‘英美烟’买办田俊川,过去常在一月份市场价格最低时自满洲买进豆饼,囤积起来,在六七月间价格最高时贷给农民。这种贷放以夏季高价作为基础,利率为4％。6月,田俊川从博山煤矿成批地收购进煤,作类似的放贷。11月烟农售出烟叶时,他从他们那里收回贷放豆饼和煤的本金和利息。据他自称,他能够收回贷放的全部现金。他每年仅贷放豆饼一项,便超过5万元……1926年以后,田俊川作为‘英美烟’山东买办,为免遭人们非议,停止了贷放。豆饼和煤现在由当地士绅和富户贷给山东农民。”
有资料记载,1931年,田俊川的三儿田乃权接替父亲做买办。据陈翰笙所记,买办仍是田俊川。张伽陀1935年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担任翻译3个月,写成《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也证实了陈翰笙的说法。
1926年之前,田俊川从最初的单纯收购烟叶,到经营豆饼、煤炭等,凡是与烟草种植有关的项目全部垄断。眼见田俊川这个“外来户”大发横财,“坐地户”们眼红心急,联合起来对付他。田俊川意识到,如果继续吃独食,惹起众怒,自己将难以在当地立足。他只好作出妥协,把豆饼和煤炭市场让给当地人。
据陈翰笙等调查,1934年仅在潍县第十区,也就是二十里堡村所在的区,主要从事向烟农发放贷款的油坊和煤店不下20家。油坊于7月初贷放豆饼,11月底收回现金。每贷放1元,收回1.2元,月利为5％。煤店9月底放贷,最迟次年1月收还,1000斤煤售价13元,贷出价格15元至15.5元,月利约6％至8％。
大英烟公司当初决定在二十里堡一带试验推广美种烟的理由,一是有烟草种植基础,土壤、气候和雨量适宜；二是紧邻胶济铁路,便于运输；三是靠近坊子煤矿,烤烟用煤方便。陈翰笙等的调查透露了一个信息:当年田俊川从博山煤矿进煤,说明坊子煤矿产煤已经不敷使用。
据1922年的一份调查,当年德国人勘查得出结论,坊子煤区的煤层共有三层,上层厚约1.3至5米,中层厚度可达14米,总储量约4000万吨。德国人共开采3个竖坑,并建有洗煤、炼炭等厂,原定计划在此大规模挖掘,作为山东主要产煤基地来建设。实际采掘结果,煤层并非如勘探所料,加上“火灾水厄接踵而至,遂致当日企望完全失败”。德国人采取逐渐压缩的办法,将机器设备陆续运往淄川矿区,到1914年日军接管坊子煤矿,共产煤不过200万吨。日本人原想废弃该矿,但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煤炭供不应求,便将矿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矿区,招商开采,但仅有东、西两矿恢复生产,“唯以措置失宜,产额不过13万吨,万难持久”。1922年,中方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矿权,由鲁大公司经营,但还是延续由日商承租,各矿煤产量并没有大的增长。
潍县南部烟区烤烟用煤,大部分来自淄川、博山煤矿。据1921年胶济铁路各站运进煤炭调查,二十里堡站3060吨,虾蟆屯站1080吨,黄旗堡450吨,潍县站390吨。二十里堡站到货的3060吨煤炭,绝大部分为烤烟所用。
烟农劳动强度增加将近一倍
美种烟的推广,为农业劳动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改变了传统农业“男耕女织”的劳动力结构,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此前,一般农民除非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或者没有钱雇用工人,缠足的妇女很少从事田间劳动,农活由家庭中的男性承担,女性主要负责家务,诸如烧火做饭、缝缝补补、赡老抚幼等等。现在,种植美种烟的家庭,妇女承担的工作贯穿烟草种植、管理、收获的全过程,如掐摘坏叶、烟叶选级和扎把,甚至连烤房烟叶运进运出,有时也由妇女分担。家中的老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亦参与其中。陈翰笙肯定地写道:“美种烟草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农田的劳动状况,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劳动强度最大的是家庭中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俗话说的“壮劳力”。
首先,种植美种烟使得他们全年劳动天数增加了。据陈翰笙调查,安徽凤阳产烟区的劳动天数比非产烟区多14%,河南襄城多15％,潍县则多出16％。其次,每年强劳动的天数也都有增加。襄城产烟区比非产烟区多50％,凤阳多67％,潍县则达到82％。也就是说,潍县烟农“壮劳力”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将近一倍。
陈翰笙分不同情况,将种植烟草家庭和非种植烟草家庭做了详细比较。
就富裕农民来说,种植烟草必要的超额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受雇的长工和季节短工身上,“因为这些家庭雇工的工资,没有同他们的劳动按比例增加,他们完成更多的工作,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补偿”。
一般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家庭,农业劳动全部由自己担负,不可能将种烟的超额劳动转嫁出去。解决的办法,一是增加“壮劳力”的劳动强度,二是让妇女乃至老人、儿童共同分担。陈翰笙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在每一片加工过的精致完美的烟叶上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羸弱的缠足妇女、消瘦白发老人和脸色苍白、发育不良的儿童的形象,他们全都在持续不断地劳动。不难想象,这些人不论在炎热的烤房闷得难受的气氛中,还是在昏黑发霉的土牢似的地窖里,细心地照料烟叶。可是,他们的劳动工资,却完全听凭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买办与地主、高利贷者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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