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的故事
□合肥王顺
作为一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龄的人，让我感触最大的便是“户口”。
我的家乡位于全国闻名的凤阳县的一个乡镇。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我，从记事时起，便耳濡目染地了解到“户口”的重要性。因为爷爷的关系，成绩优异的父亲在最后时刻被学校告知不能被推荐上大学，这成了父亲心中挥不去的痛。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小小的红色户口本中，用黑色钢笔写的“无粮户”。那个时候的户口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农村户口有土地，可以自己供给粮食；城市户口，可以享受粮食补助；无粮户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粮食补助，只能自谋生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就在山上开采石头，再用板车把石头拉下山卖到石灰窑。开山采石的一整套工具，至今还在老家完整地保存着。
读书是当时能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我在80年代末读小学的时候，每次成绩出现下滑，短发、穿灰色外套、瘦瘦的班主任郭老师总会大声地训斥：“你们这些无粮户，不好好读书，将来饭都没得吃。”最理想的莫过于初中毕业考上中专，最好是师范，三年毕业后便可回到家乡的中学任教，解决了自己吃饭问题，减轻家里的负担，又是一份体面的职业，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在激烈的竞争下，全镇每年最多也只有成绩最好的三四个孩子能考上中专；成绩稍差点的孩子只能去读高中，家里不仅要继续供读，三年后还要面临更为残酷的高考。城市户口这时便体现出了优越性，有了这种户口的孩子，如果没有考入中专，还可以选择就读分数低点的技校，毕业后也有机会进入公办单位。
上世纪90年代初，户籍制度开始出现松动，可以出钱购买城市户口。为了不让正在读初中的姐姐再受到“无粮户”的拖累，父亲毅然花了八千元给姐姐买了城市户口。若干年后，我问父亲拿出八千元对当时的家里意味着什么。父亲笑着说，意味着都不知道第二天家里吃什么。90年代中期，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又背着我，花了二千元给我买了城市户口。
读了大学以后，本以为自己再也不用为户口的事情烦恼。没想到后来到上海读硕士，又再次陷入“户口”这个甜蜜的烦恼中。特别是在读硕士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能否在上海落户的问题。现在想来，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虽然因为其他原因我没留在上海，但那些留在上海的同学早已过上了有房有车，不用再担心“户口”问题的幸福生活。
前几年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傍晚带着他们到我曾经的小学散步，偶遇曾经的班主任郭老师，谈到现在的工作生活。我对已经满头白发的老师说，“多亏您当年整天教训我说‘无粮户没饭吃\’，我后来才能好好读书有了今天。”郭老师笑着说，“我当年有这么说过你么。”
都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户口”这滴水折射出的，正是改革开放40年的艰难历程。回望40年，汗滴如雨拉着板车的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40年后今天的幸福生活。每每全家团聚，谈起过去的生活，父亲总是要发出改革开放好的感叹！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在过去的40年，我们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新时代的追梦路上，我们坚信，改革开放的道路会越走越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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