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太庙与社稷坛： 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历史内涵
（上接6月20日本报A7版）
我们通常所说的社稷坛，国家级的称太社太稷，据《元史》卷二十七记载，“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诏命岁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营建太社太稷。和义门，明代改称西直门，后来一直沿用至今。“和义门内少南”，具体在哪个位置，今天难以判断，但位于西直门南边则是肯定的。建设太社太稷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其时相距忽必烈辞世只有1年。兴建大都始于在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完工。如果从竣工算起，就是说在17年的时间里，在大都没有太社太稷。
太社太稷的周围筑有围墙，南部建两座坛，“坛高五丈，方广如之。社东稷西，相去约五丈”。其中，社坛中的土用青赤白黑四色，依照方位铺设。“中间实以常土，上以黄土覆之。筑必坚实，依方面以五色泥饰之。”稷坛与社坛的形制完全相同，只是纯用黄土而已。社坛神主用白石制作，“长五尺，广二尺，削其上为钟”。上端是曲线形状，宛如钟的顶部。稷坛则没有神主。以后土氏配享社坛，后稷氏配享稷坛。神位板均为栗木制作，白底黑字，上书神主姓名。祝板有四块，以楸木为之，“各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厚一分”。祝文曰：“维年日月，嗣天子敬遣某官某，敢昭告于太社之神。”由于太社的社树是松树，故而在社坛与稷坛的南侧各植一株松树。
与元人一样，明人也在宫城的东侧设太庙，西侧设大社大稷。太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一帝一庙的形制。嘉靖二十年（1541年）4月，太庙发生火灾，将成祖朱棣与仁宗朱高炽的神位牌焚毁，故而需要重建。两年以后的10月，“以旧庙基隘，命相度规制”。（《明史》）大臣们为此上了三次奏议，都没有得到立即回复，许久后朝廷才决定恢复“同堂异室之制”。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6月，大臣因太庙安排神位，请求规定位次。世宗朱厚熜答复，“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朱元璋）居中，左面的四位依次是成（朱棣）、宣（朱瞻基）、宪（朱见深）、睿（朱祐杬），右面的四位依次是仁（朱高炽）、英（朱祁镇）、孝（朱祐橖）、武（朱厚照），“皆南向”。7月太庙建成，百官上表庆贺，诏令天下。“新庙仍在阙左，正殿九间”，正殿的后面是寝殿，“奉安列圣神主”，再往后是远祖庙，藏有远祖牌位。3座大殿都坐北向南。其中，正殿的前面有两庑，南边是戟门，门的左边是神库，右边是神厨。再南是庙门，门外的南边是神宫监，东南是宰牲亭，西面是太庙的街门，称庙右门，位于东部的六科直廊南侧。庙右门之外，太庙的西北位置还设有一门，入清以后称太庙西北门，而与阙左门相对。
明代的太社太稷，最初也是二坛分祀，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认为这样做不妥，于是交礼部大臣商议，尚书张筹引用陈氏《礼书》说：“稷非土无以生，社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又引《山堂考索》云，“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因此二者“宜合祭，古有明证。请社稷共为一坛。”朱元璋认为有道理，“遂改作于午门（南京的午门——笔者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
对于太社是否构建殿宇以防风雨，在洪武时期也有过一番讨论。学士陶安认为：“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也就是考虑到如果在祭祀的时候遇到风雨的情况，所以“请于斋宫望祭”。朱元璋听从了他的建议，在洪武三年（1370年）于社坛的北部建造了五间拜殿。
在明代，南京有大社大稷，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的中都也有。据《明史》卷四十七记载，凤阳的社稷坛建于洪武四年（1371年），而社坛上的土则来自各地。直隶与河南进献黄土，浙江、福建、广东与广西进献红土，江西、湖广与陕西进献白土，山东进献青土，北平进献黑土，总之，“天下府县千三百余城，各土百斤，取于名山高爽之地”。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在北京也建造了大社大稷，而“制如南京”，位于宫阙右侧，“与太庙对。坛制二成，四面石阶各三级，上咸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坛西砌瘗位，四面开棂星门，西门外西南建神库，库南为神厨，北门外为拜殿，外天门四座，西门外为宰牲亭”。（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拜殿后来改为孙中山纪念堂。北京的社稷坛也有两座街门，一在东侧，位于西六科廊的南侧。在东北位置也设有一门，入清以后曰社稷东北门，与阙右门相对。对于明人宫城中轴线上的建筑，清人没有大变动，仅仅改变了一些宫阙的称谓。宫城两侧的太庙与社稷坛也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神主的姓名而已。
【肆】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祭祀祖先的地方，民间称祠堂，朝廷称太庙，太者大也。中国以农耕立国，当然离不开土地与五谷。因此在西周时期，社与稷便被奉为国家的主神而列入祀典，国家有太社，王室有王社，诸侯国有国社，大夫和百姓则根据不同地域立社，而太社则是国家的象征。《周礼》云：“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元明清三朝的太庙与社稷坛，之所以设置在宫城东西两侧，根据就在这里。但是，就太庙、社稷坛与宫城的相对位置而言，元明清还是有遐迩之别。元朝的太庙与社稷坛相距宫城甚远，而明清两朝的太庙与社稷坛则依附宫城，位于承天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与宫城密不可分，这样便将政权、祖先（家族）与国家（疆域）通过宫城、太庙与社稷坛整合一体，极好地将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思想凸显出来。
1912年，民国建立，次年民国政府接管社稷坛，1914年社稷坛被辟为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中山公园。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逊帝溥仪从紫禁城驱逐出去。第2年，成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50年，太庙从故宫博物院分离出去而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样原本一体的紫禁城、太庙与社稷坛便分枝散叶、一化为三，而且如同其名称所示，其功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故宫成为收藏与展示我国历代藏品的地方，太庙成为劳动人民休憩的处所，社稷坛则成为纪念孙中山的公园，原本的历史含义荡然无存了。时代变了，原来的使用功能发生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在太庙的南侧修建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即今之国家博物馆；在社稷坛的南侧修建了人民大会堂。前者是昭显中华民族历史焜耀的处所，后者是共襄国事的辉煌殿宇。而其北侧的天安门则被赋予了新时代意义，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象征。而紫禁城、太庙和社稷坛则成为各自独立的历史文化遗存，供游人参观。在这个基础上，重申这些古代建筑群落的历史底蕴，进而发掘其现实价值，或者是可以探索的吧？因为这些存留至今的宫廷建筑，完整地体现了我国传统的营国（首都建设）思想，是独特的国家文明的表现。如果恢复紫禁城、太庙与社稷坛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进一步以故宫为龙头，通过共建而使三者重归一体，至少能在管理与定位、介绍与宣传上，彰显其原本的文化含义。这样，不仅会提升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而且还可以成为昭示我国传统文化的窗口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王 彬）
来源：光明日报
图：社稷坛拜殿，位于北京中山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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