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之也温，瞻之也酷
江弱水
接到余光中先生辞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十分伤感。震惊是因为不久前他老人家刚做了九十大寿，还开玩笑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他只走了生命历程的一半，谁料却遽尔辞世，令人猝不及防。伤感的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三十多年来，我受恩于余光中先生的太多了。
1983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去北京拜访卞之琳先生。回来时卞先生让我带回差不多一箱子书，都是台港诗人学者题赠给他的著作，其中就有余先生签名赠卞先生的《白玉苦瓜》，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回到青阳，我细细拜读，被他的诗的繁音密响所深深吸引，从此对中文的理解大有进益。由卞先生转介，我开始和余先生通信。1990年，余先生在他主编的《蓝星》诗刊头条刊发了我的诗的专辑，对那时候在青阳中学教书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后来我去重庆西南师大读硕士，1993年初秋，余光中先生去马德里参加国际笔会，在香港启德机场转机，托同时飞赴重庆开会的梁锡华教授带给我一封短简，结果因缘巧合地促成我在香港岭南学院的客座研究，以及随后在中文大学的学业。等到1999年，在中大行将博士毕业，余光中先生又出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余光中先生惠益于我者，有形无形，真是一言难尽。
如果撇开这些私人情感，作为长者，作为智者，余光中先生也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最有机锋而又朴素，最为严峻而又温和的一位。
1994年在香港尖沙咀一家酒店里，初次拜见余先生。因为我刚从重庆来，他和范我存师母跟我聊天，便用起了四川话。原来余先生抗战八年是在重庆读书，而余太太是在乐山。清楚记得余先生在餐巾纸上给我写“白市驿的鸭子——充壳子”这句歇后语的表情，那是讥讽人打肿脸充胖子的重庆方言。
2002年中秋节后，我随侍当时七十五岁的余光中先生游武夷山，记者云集景从。上得天游峰半山，一行人在一亭子里歇息，大家纷纷与余先生合影留念。一位女士说：“让我们都来沾点余先生的仙气和才气吧！”只听见余先生闲闲地补了一句，“还有喘气。”大家轮流与他合影，他笑道：“这叫做换汤不换药。”这是典型的余氏谈吐。熟悉他的朋友，都领教过他的反应之快，对答之妙。
2011年三月末，受浙江大学邀请，余先生到杭州，在紫金港做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讲。而后我陪同他到皖南，参加在池州杏花村举办的三月三诗会。先到宣州，再到池州，最后徽州，敬亭山、九华山、黄山，一山更比一山高。后来他写了三篇游记，总题《皖南七日行》，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了三天。那是他玩得最尽兴的七天，我也敬佩他老人家，用不紧不慢的小步，硬是走遍了黄山从西海到排云亭到下山索道的长长山路。所以我对他的精力和耐力，也印象极为深刻。第二年，我又陪他夫妇俩游览了浙江七天，从杭州的千岛湖、严子陵钓台，到绍兴的沈园、兰亭、大禹陵，直到太湖，他一如既往地精神瞿铄。至于他一路上的精妙的点评、深沉的感慨，这一回却没有来得及写为文章，十分可惜。
余先生其人，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语妙一世。我曾经说过，读余光中就像读名贵的铜版蚀刻。从他银钩铁画的字体就可以看出，他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活过来的，无论为人、行文、做事，都谨严扎实。远观则不苟言笑，相处却如坐春风。如今，余光中先生仙逝，我千言万语，却只想到他翻译的奥登名诗《悼叶芝》的第三部分开头的四句：
大地，将一位贵宾迎接，
诗人叶芝已躺下来休息。
让这条爱尔兰船儿进港，
他已经卸尽了他的诗章。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诗人，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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