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内助 邓新生
狄苹是我的爱人，前期因病离世，我到现在还处在悲痛中。
我俩恋爱时，她16岁，我18岁。那时我是县剧团演员，她爸爸是县汽车队安全干事，她家生活富裕，衣食无忧。她爸爸反对狄苹和我来往，但狄苹不信邪，经常“顶风作案”，时间长了，她爸爸也无可奈何。
那时社会上汽车很少，全县只有汽车队有客车，狄苹爸爸的职责是专门处理事故。哪个司机也不敢保证行车中方向盘不会把偏。因此，狄苹搭顺便车比较方便。那时，我们剧团经常到江西福建演出，每次出去都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时间长了，那些家属总想找机会和亲人聚一下。狄苹还是我女朋友期间，居然像大嫂一样，带着剧团家属们，浩浩荡荡到演出地慰问我们。由于狄苹有主见，坐汽车又方便，剧团职工家属都和她处得像朋友一般，团长也对她也很热情，因为，有时剧团"开把"找不到车，只要狄苹跟她爸爸说一下，总能解决问题。
我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却喜欢写剧本，剧团人听说我想写剧本，都人前人后嘲讽我，说我文化低，就是写到头发白也不会写出一个像样的剧本。我非常痛苦，可狄苹鼓励我，说我是写戏的“料”，日后一定能成为作家。她是高中生，字写的漂亮，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剧本全靠人工复写。她常常利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帮我抄印剧本，我外出演出时还帮我将剧本送到安庆地区文化局创作室。有一年，著名剧作家张亚非先生到东至县泥溪写剧本，狄苹将我创作的《夫人误》专程送请张老修改。张老感动了，把自己的剧本丢一边，专心修改《夫人误》。这事被时任安庆地区文化局局长知道了，他在一次创作会上说：“日后邓新生的剧本获奖了，地区文化局也要给狄苹发一个‘夫人奖\’。”
我和狄苹结婚后，剧团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狄苹也拿不到全工资。一年后，添丁加口，我们没钱给儿子买奶粉；儿子上幼儿园了，许多同事都住上了三室一厅，我们仍然住在16平米的单间，吃喝拉撒都不方便。生活向我拉响了“警报”，我不得不到处接活，给其他单位写小品、小戏，获得一些报酬。这些钱虽然不多，但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狄苹知道我不愿意写这些一味说好的戏，下定决心外出闯荡，到广州打工去了。
狄苹在东莞一家纺织厂先当仓库保管员。她不懂纺织，但她聪明、刻苦，哪个有技术就向哪个学习，甚至用工资请专家们喝茶讨教。她从不同的线纱入手，再去认识成品牛仔布的“三片”、“四片”，一年下来，她居然成了纺织牛仔布的专家。有一次，布行送纱到纺织厂，出布时，狄苹算出少出两万码布，于是，她找到了厂长，厂长在一角落里发现还有几吨纱没有上机。时间长了，狄苹出名了，当上了主管。有位女老板竟聘她当厂长，工资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生活走上了正轨，狄苹就叫我写想写的剧本，并提醒我，不要成天想着写剧本赚钱。在我家，我和她角色互换，她是丈夫，我是老婆。只要有时间，她就开车带我到处见世面，她说，创作人员要多见世面，下笔才有故事。后来，她生病了，我到广州服侍她，她知道我心在安庆，丢不掉黄梅戏剧本，就说：“我已经病了，你可不能为我耽误了事业，你还是到安庆写剧本吧……”在她的坚持下，我大多住在安庆，写了很多正能量小戏。去年三月，当我在石牌普济村写《扶贫记》时，接到儿子电话，说他妈妈又住院了。我服侍她时，她经常问我的创作情况，嘱咐我不要分心，写出思想艺术都高的作品。
我和狄苹从谈恋爱到她去世，整整40年，这40年也是我创作丰收的40年。后来我养成了习惯，有她在身边我写剧本就顺畅，即使我们广州安庆相隔千里，我在写作过程中也经常和她通电话，讲笑话。如今她走了，我还能写出剧本吗？
都说好老婆是贤内助，狄苹堪称我事业上的贤内助。她走了，我很想念她——想到她，我就有创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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