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双璧的奇女子周仲铮??吴汉卿
清代光绪朝建德（今东至）人，周馥官授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育有6子，名学海、学铭、学涵、学熙、学渊、学辉,除三子学涵早逝外,个个皆贤良才俊。周馥小儿学火军为光绪举人，官授湖北候补道，二品衔，先后为国会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学辉育有四子:名明相、明和、明昌、明椿，二女,长女名杏荃、次女名莲荃。本文专说莲荃。
周莲荃，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20日生于福建延平外祖母家。辛亥革命爆发时，其父在武昌做官，因未参加革命，家由武昌迁到了上海，两年后又从上海迁到天津。3岁时，因哥哥、姐姐从一位家塾老师念书，便哭着也要去书房读书，一直到15岁都从塾师习字攻读，吟诗作文。到了15岁时，母亲认为男女不可授受了，书房也不能进了，于是请来了一位女教师教刺绣。她根本不想学刺绣，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从家里跑出去，进学校念大学，要像男人一样做个人。
她开始有所行动，偷偷订了一份《新民意报》，沉迷于这份报纸的见解中。有时投稿发表散文和现代诗，还讨论妇女问题，并抨击其他作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仲铮，表示铁骨铮铮。她不想跟刺绣老师学，就向母亲要求上学校，学数学、地理、世界史等，很快母亲就为她换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与之谈论社会问题和妇女问题，但女教师不感兴趣，使她很失望。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两则新闻：一个是20岁的姑娘张若名弃家出走，因为家人不给她读书的机会；一个是18岁的姑娘郭隆真在被强迫的婚姻前一天越窗逃跑了。两人都得到爱国团体的支持，使她深受感动。她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做第三人呢？”于是她给爱国团体领导人李峙山写了一封信。李回信说：在外面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应在家说服父母送自己进学校，不要因一时冲动而轻易离开这个富裕的家庭。后来，她在无法攻克家庭堡垒时，又写信给李，表示要走向生活，敢作敢为，即使在外饿死也在所不计，愿为争取自由和自我解放的斗争而牺牲一切，决不坐在堡垒的一角等着出嫁。
李峙山终于同意她脱离家庭。1921年9月21日，祖父周馥去世了，父母亲整日忙于祖父的丧事。她又给李写信，商量利用这次机会出走，约定了见面地点，李让她多带点钱出来。她冥思苦想，最后找来父亲的仆人，命他打电话叫银行送钱来。平时她也曾为父亲签收过钱，银行立即送来了500元大洋。因太重，她先带上了300元，将200元放在姐姐处，并同姐姐和明昌弟说明了此行的动机，请他们在父母回来后予以支持。这年她才15岁。出走后，来到了事先约定的地点——大光明影院。李峙山立刻让她到一个妇人家换了事先做好的衣服，打开辫子，梳了个颈后髻。为避免家人寻找，由《新民意报》主持人时先生带她去北京暂避。到了北京后，在李絧如大姐处住下。李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周也一道到北京大学参加旁听。一天下午，李大钊教授来到大姐处，李大姐向李大钊介绍了周莲荃。李大钊赞同她的行动，并要大姐照顾好她。此时，她在《新民意报》上登了启事：要求父母允许她先上寄宿学校，然后再回家。并写信告诉姐弟，不达目的决不回家。报纸为此事开展了讨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支持者较多，弟明昌也鼓励姐姐要斗争到底。不久，李大姐要南下去工作，不得不设法将她转交别处。为此，大姐找到了北大教授胡适，胡适一见到莲荃，便高兴地说：“我们安徽出了你这个勇敢女子，哪能不帮忙呢！”马上写了纸条请女青年会给她安排房间，女青年会接到胡适纸条后，就给她安排了住房。
《新民意报》登满了讨论她的文章，还发表了其父亲、塾师和读者的诗。新民意报总编辑建议她向父母提出回家的三个条件：
1、姐姐和她立即上女中，以后上大学，如有可能还出国学习。
2、姐姐和她有决定自己婚姻的自由。
3、父母应立即让姐姐进女中作为同意的保证。
以上条件应由父母在他们挑选的证人面前签字，只有这样，她才回家。
双亲接受了条件，送姐姐去天津女师考试入学，轰动了女师。接着，她又补充了第四个条件：回家后，双亲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也不要横加指责。父母终于同意了她提出的条件，她出走两个月后胜利地返回了天津家中。还将在外未用完的钱也交给了母亲，双亲也未再加指责。
周仲铮回家后，被录取进了天津北洋女师中学班，开始在学校住宿，因家庭委托女学监监视行动，后来又回到家中住，每天由马车接送。其间经常到达仁小学去，校长由《新民意报》总编辑马千里兼任。马千里是位进步思想家，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的先锋。她在那里接触了许多进步教员，其中有邓颖超、许广平、李峙山。她经常同邓颖超等一起上街开展请愿活动，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取消廿一条”、“抵制日货”、“誓雪国耻”、“妇女解放”等口号。
她在女师的成绩总是全班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女师越来越感到失望，想转学。当时，天津只有一个美国教会办的中西女学，不合她要求，虽有著名的南开中学，但只收男生。她联合中西女学学生12人，自己起草请愿书，由马编辑润色，12人签名后，寄给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几天后，张校长约她面谈，说：请愿书写得好，但创办一个女中经费十分困难。他表示竭力筹措资金，力争开办。
在四处求升学之所无着落时，她母亲说：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范孙是她父亲的好友，可以让她父亲写封信给他，请他同校长说说，让她去南开旁听。校长允许了。由于周仲铮没有中学毕业证书，先要考试，旁听一年后再补入学考试，录取后才能成为正式大学生。旁听时，要加倍付学费，一年后她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南开大学学生中的一员，后来还作为优秀生荣获故乡安徽省的一笔奖学金，父母无需为她再付学费了。
在南开大学读了两年后，因当时有的同学要去法国求学，她便萌生出国求学的念头。经与父母多次软磨硬缠，父母同意了。准备出国留学之前，到北京香山看望当初曾鼓励她出国的一位姓王的女同学，她因肺病住在那里休养。这时孙中山去世了，灵柩暂停在香山碧云寺，以待南京修好中山陵再转运，她参加了守灵。
临行前，她还到南大向张伯苓校长辞行，张校长说：“你能出国，这是很好的，你的斗争总算胜利了，你很勇敢，你是南开的模范女生，我祝你取得更大的成就。”
1924年9月21日，周仲铮与两个同学一道从天津乘船到上海，25日再转乘法国轮船“草原号”，经过30天的航行，到了法国的马赛城，当晚又乘夜车10点钟抵达巴黎的达里昂车站。
周仲铮在巴黎郊区阿尔柯叶·加香找到了一间房子，经过几位已在巴黎的留学生劝说，她进了巴黎政治大学学习。不久，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由美来巴黎，她和几个南开学生联合为张设了晚宴。3年后，她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政大的女子。后又获得了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37年至1940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任助教。1940年，同一位德国汉学家克本结了婚。战时又到了德国的柏林，先后过了5年地下室生活，可谓九死一生。1948年，当了柏林华侨学校校长，当时的最高报酬是每天能在中国一军事代表团吃顿午饭。
1951年，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心学习绘画艺术，由汉堡艺术手工工艺博物馆东亚艺术部领导P·W迈斯特尔博士介绍她到国立艺术大学，找阿尔弗雷特·马劳教授学习绘画。开始马劳并没有同意。有一天下午，她在国立艺术大学里第一次用德语作了一个关于中国书法和抒情诗的报告，报告结束后，被学生们包围起来要求签名。这时马劳说话了：“从明天起，周夫人就在我们年级里了，你们有的是请她亲笔签名的时间。”在此校学习了3年。晚上在家里按中文教科书《芥子园画谱》学中国画，来回还在有轨电车上阅读有关艺术书籍，几乎没有一天一晚不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常常画到深夜。1954年，又到斯图加特市跟著名画家维利·鲍乌迈斯特尔教授学画。
周仲铮在学习绘画后又开始写书，她的第一部德文自传体小说《小舟》1957年问世。当时佛郎克府的报纸认为是近代最优秀书籍之一，其他各报都评价甚高。1959年被选入当年最优青年书籍，袖珍本4万册一售而空，继之有英、法、意、荷文译本，全世界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1986年，郑开琪、于汛译成中文，由中国文联公司出版在国内发行。之后，她又用德文写了续本《十年幸福》，是写自己在巴黎和后来在中国当媳妇的生活，所谓十年幸福,实际上是十年痛苦。因她祖母原是一个被卖到周家当佣人,后来成了祖父的第三位夫人,生了周学火军，后因封建礼教而离开了周家。为此父亲常要她孝顺祖母，因此她对祖母感情特别深，于是就凭想象写下了《金花奴》。这两本书也使许多德国读者流下了热泪。她为“纪念我的父亲的母亲为旧社会牺牲了”，1985年写下了一首《祖国的血在我身上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接着还写了《树王》、《小采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等小说。国内的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还将她近年来在《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天津日报》、《新观察》、《南开校友通讯》、《散文》、《艺谭》等报刊上的文章汇集出版《海外心声》一书。
为了介绍中国文化，她在德曾演讲近300次。1953年起在欧洲各大城市画廊和博物馆举行个人画展，并先后获得巴黎世界妇女画展中银奖章、国际艺术会Moute Caieo名誉文凭、科隆市银奖章、罗马市金奖章。
她在波恩工人福利会举办画展上3次被选出各一幅，印制入90年代年历。
1961年6月20日，她在巴黎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预展时，中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前来观看，并在来宾册上签了名，还为她画了竹子。寓居在巴黎的女画家潘玉良得知消息后，也前来祝贺，三人一起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她与潘同是安徽人，此时相会在异邦，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但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们一起回国去！”
1972年，联邦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建立了邦交，1973年中国在波恩郊外设立了大使馆。9月25日，周仲铮乘车又转车，来到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感慨万千，一切觉得非常亲切，在五星红旗面前伫立了很久；大使馆人员热情接待了她，给了她回国申请表，向她发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贴。她高兴地说：“我姓周，叫仲铮，我在德国30余年，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我想华侨都有这个感觉，找到了我们的父母，从此不是孤儿孤女了。我们在外像一盘散沙，今后有大使馆照顾，我们要团结起来，为国家效劳。”之后，她同丈夫克本一起经常去大使馆参加活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也同克本去吊唁、签名致哀。1984年6月，新的中国大使馆落成，她同居住德国的华侨一起，替大使馆买了一架大钢琴，由北京订来两个大石狮放使馆大门两旁，寓意华侨保护着大使馆，保护着祖国。
1978年2月，她回国签证批准了，不到两个月后丈夫克本一同回国的申请也被批准了。1978年9月4日，她同克本一起回到了北京。后来1980年、1982年、1988年又3次回国探亲，4次都回到了天津，2次受到了邓颖超大姐的亲切接见。回德后，在《欧洲时报》上连续发表《四次返乡记》。邓颖超逝世后，她十分悲痛，写了散文《一封递不到的信》，在1992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
1982年9月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周仲铮画展，这是她第一次在祖国举办画展，展出近300幅画。92岁的堂兄周叔弢也上楼来观看，国内许多文化名人前来祝贺，并题词纪念，展后她将画献给了该馆。她还在天津艺术学院设立了周仲铮奖学金，学院聘请她为该院的客座教授。
她的丈夫克本先生，也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德国人，数年来，夫妇俩向北京图书馆赠书逾万册，大多是德文书，也有英文的，被北图授于名誉馆员称号，并收藏了她的画。南开大学、天津图书馆、青岛图书馆等都收藏有她赠送的书籍。1988年10月8日，她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书画159册（件），邓颖超特地派秘书赵炜前往祝贺，并将自己家中培植的月季花送给了她。后邓颖超接见克本先生时称他是中国的女婿。
她人在外国，心向祖国。1985年5月13日，联系国际妇女会成员参观中国大使馆。1976年4月，中国近代轴画在波恩展出，她向观众介绍了中国画今昔，成了中国人民与德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她还给家乡东至县寄来了书画和《乡恋》诗：
小桥流水似江南，梦里还乡总未还；
愁问莱茵河上水，可能流到我家园。
1993年，她85岁寿辰，中国大使馆设宴祝贺，大使梅兆荣7月20日赠诗一首：
“五四”小舟破重浪，天南地北经风霜；
高风亮节赤子心，铮铮傲骨世人敬。
北京现代文学馆辟有周仲铮文库和画廊，为海外华人第一人。
1993年，她获得了波恩市文学奖，并将自己的画100幅运至北京炎黄艺术馆收藏。
1996年8月31日周仲铮在波恩病逝，享年88岁，在她的追悼会上中国大使馆参赞包克伦代表梅兆荣大使致悼词。同年11月3日骨灰送回北京，在万安公墓与克本合葬。
（本文参阅了《东至周氏家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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