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扯皮”的“皮肤科医生” 山乡里的矛盾调解员
刘海军翻看调解卷宗。
刘海军﹙左﹚入户普法。
□本报记者 吴平 文/图
1987-1989年，在云南老山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刘海军的耳膜两次被炮击声震出血，更见证了战友的牺牲……那时的他没想到，自己以后还会在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法律“战场”，成为矛盾纠纷的调解人，被同事戏称为专治“扯皮”的“皮肤科医生”。
上篇 救火队长
农村无小事 杂事一大筐
刘海军1966年出生于蒲江县鹤山镇一个农户家庭，1983年参军入伍，“到了老山战场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炮击不断，死过一个战友。”刘海军说，炮弹打来时，应该把嘴张开，缓冲声波对耳膜的损伤，但他因为经验不足，连着遭过两次。在医疗指挥所，看到那么多伤残战士，他觉得能活下去就是幸运。从此，刘海军成了知恩感恩的 “乐天派”，退伍后在“出门靠走、调解靠吼、取暖靠抖”的山区乡，一干就是25年。
专治“扯皮”的调委会主任
1989年退伍后，刘海军到鹤山镇某村任团支部书记，兼任调委会主任，哪个队发生纠纷，都是他担当“救火队队长”。那时矛盾集中在林地耕地界限、农田用水等方面。“一家全年烧水做饭的柴火都从林子里来，少一块林地就爆发‘能源危机\’，可了不得。由于田块都是在坡耕地上，谁家的田坎想除除草、挖个凼凼，都会影响邻近地块的耕作，麻烦得很。”
矛盾的集中点其次是灌溉用水。“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冬水田，不像现在小春还能种一季小麦或油菜，为了争水，打架是常有的事。”刘海军说，他看在眼里，却没有更多更好的办法，只有挪东墙补西墙尽量协调。
1990年，蒲江县公开招聘科技干部。“当时招27个，我的考号已经到了598，相当于至少20多个里面选一个，经过笔试、面试后，集中学习了5天，就宣布分配结果。我被派到白云乡，21个乡镇中距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之一。”
村务一把抓的治安员
由于不通公路和汽车，刘海军开始了与妻子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乡镇公务员、老师除非是本地的，基本都是周末才回得到一次家，平时就住宿舍、吃食堂。”
刘海军的职位是乡治安室的治安员，但是下到村里什么都要管，包括农业技术、计划生育等他从没碰到过的问题。因为交通、通讯不方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基层就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叫“村里一把抓，回来才分家”。
“当时一周的工作安排是周一开例会，处理乡上的问题，周二到周五下村巡查，远的村骑车一小时，之后还要步行一小时，到了村里也是召集村民开会，晚上就住在村干部或其他老乡家里，也不交食宿费，但是要帮着干农活。”刘海军回忆里的干群关系都是随意又亲切。
90年代后年轻人纷纷去外省打工，留下来的中老年人缺乏辨识能力，邪教趁虚而入。“先是***，然后是门徒会、东方闪电、最近又有了什么***，邪教层出不穷。”刘海军说，好在受蛊惑的只是少数，不成气候，“我们总结，这些受蛊惑的村民经济状况都是中等偏下的，有的眼睛有炎症，有的患癌症，心里很绝望。乡上就想办法改善他们居住条件，生产指导为主，物质帮扶为辅，加大宣传教育，做好感化工作。得癌症的那个村民，以前受邪教蛊惑，坚持不吃饭，生病不去医院，后来终于被劝动去成都治病，结果又活了16年。”
在常年基层工作中，刘海军总结出一些办法：1、适当冷处理，尤其对于气头上的，不要把他们叫到一起协商，这样往往再次吵起来；2、打感情牌，提醒彼此对方曾经对自己多么好，对家庭做了怎样的牺牲等；3、戴高帽子，指出他（她）一贯大度，常常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次也不妨退一步海阔天高…… “总之，得摸清他们的性格特点，对症下药，调解才能有效。”刘海军说，最怕村民认为 “你不懂”，“一旦他们把你视为自己人，工作就容易多了。”
“以前遇到调节纠纷的事，大家都能躲就躲，因为一去就是半天一天，耽误功夫不说，还极可能得罪人。”白云乡党委副书记李强说，如今，刘海军让大家看到，调解员也能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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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层法治意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依法治国的方针需要得到更深入的贯彻执行。2001年，白云乡治安所改为司法所，刘海军任司法所所长，受理时间跨度最长的一起林权纠纷长达4年，受理涉及金额最多的达几百万元。“以前靠人情、说教讲道理能解决的，现在必须靠法律条文。”虽然乡里配有对口律师，但律师毕竟不能常驻，刘海军开始自学电脑打字，上网搜索法律条文，现在甚至能流利起草起诉书了。
规范调解从文书开始
从2012年开始，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水电气网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白云乡驶入发展快车道，与此同时，经济、民事纠纷也前所未有的增加并且更加复杂，很多新名词让刘海军应接不暇。
以前出巡做调解，事实很简单，在纸上记一下过程就行了。现在一次调解要填一本《人民调解卷宗》，册子是统一引发，包括封底，总共有9项文书，包括申请书、登记表、调查记录、证据材料等等。“乍看是有些繁琐，但都是梳理好的步骤，照着做，基本不会遗漏什么，能避免返工、调解双方不认账等情况。”刘海军说。
“有一次，一个村民在工地上突发疾病，不治身亡。当时白云乡的对接律师在外地出差，我给他电话通话40分钟，询问按照法律规定，该怎么赔偿，赔偿多少，最后认为12万2千比较合理，在不晓得我们心理价位的情况下，对方律师提出赔偿12万，总算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又避免了不合理的要求，双方都比较满意。”刘海军说。
但凡事都求助律师总是被动。年近50岁的刘海军决定学习打字和上网。不会拼音是个坎，所以刘海军都使用打字软件的手写功能，虽然一分钟只能写几十个字，但是“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刘海军已经“手写”出几十份电子文档，搜索劳动合同、工伤保险等专业法律知识，也基本得心应手。“有村民在外地发生工伤，我按照‘工伤管理条例\’估算的赔偿金额，跟律师算出来的相差不到一万块钱。”
除了熟悉法律条文，刘海军对司法程序、文书越来越熟稔。白云乡有一个叫杨成清的五保户，早年靠开车攒下十几万块钱，后来借给别人做生意，那人竟一去不还。“老杨气得直跳，说钱不要了，要把脚给他砍了！”刘海军劝他打官司，认为他证据齐全，稳赢，胜了官司之后，诉讼费也是对方出。为了给这位没儿没女的60岁老大爷省下律师费和来往县城的奔波之苦，他自告奋勇写诉状。
但刘海军也是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忐忑的他特意请教了在法院工作的战友。“战友告诉我要做好三点，法律概念准确、证据充分真实、诉求合理，这样的话基本就没问题了。”刘海军找到一个模板，写了第一稿后，拿给战友看过，又修改了三遍才算通过。最后，杨成清果然轻松赢了官司。
法治与德治并行不短缺
2012年正月，过年的喜气还没退尽，一些群情激奋的村民团团围住了白云乡蜈蚣村一包工头。原来这个包工头首次承包高压线的安装工程，亏了钱，欠了农民工工资。刘海军等人事分两头，一边核实情况，一边安抚民心，既给农民工一个交代，又避免冲突激化、出现恶性事件。“结果，包工头2013年又出去打工，挣了钱，把拖欠的工资都还清了。”刘海军说，“最近新闻上曝出农民工讨薪方式越来越极端，我们觉得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都不明智，都不是合理的维权办法。因此，每年春节都进行集中宣传，告诉他们被欠薪了，可以找当地哪些部门来解决。”
如今，村民的法治意识大大提高了，甚至出现 “过度”使用。一个老婆婆要求女儿支付她4000元每月的赡养费，远超过当地生活标准，还要通过法律援助，请免费律师为她打官司。“老婆婆都懂起法律援助，说明我们的普法有成效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条文背后的‘法治精神\’仍有待提高，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你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刘海军说。
白云乡新农村聚居点陆续建成，住进崭新的楼房，又有了新的矛盾。“孩子们不安逸老人不冲厕所啦，老人进屋不换鞋啦，社区垃圾乱丢啦等等，看似都是小事却也影响家庭和谐、社区稳定。”刘海军说，法制宣传还得辅以道德建设，通过乡规民约，才能让白云乡的社会风气更淳朴，群众更加安居乐业。
在这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刘曾有两次调离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担心年轻人来了之后对工作不熟悉。“做调解，总得老百姓了解你、信得过你才行。”刘海军自嘲，刚参加工作时被称为“小刘”，后来是“老刘”，现在则荣升“刘大爷”了。哪怕在这里干到退休，他都很满意：“退休后加入‘五老调解队\’，继续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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