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一个又一个文物 应该都记得他吧
龙腾的故事，
从一座桥开始
1948年，蒲江经历了据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倾盆的大雨中，人们看到，蒲江河道一点点沉入水下。接着河水漫进河堤，涌进县城，街道变成了奔腾的河流，飘荡着木制家具和牲畜尸体。
建于嘉庆年间，长百米、高十米的驭虹桥，是连接蒲江两岸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在这场洪水中，这座高大、坚固的老桥，在洪水中被冲成了两段。
洪水过后，民间凑资重建驭虹桥，桥还没修好，工地的木架塌了，正在施工的几个石匠死于非命。6岁的龙腾，见到人们从木架下面，拖出石匠面目全非的尸体.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死人，之后他做了半个月的噩梦，一闭眼睛就是石匠横死的模样。
2010年，一场洪水再次冲损驭虹桥的两个桥洞，有人提议，驭虹桥已成危桥，应该炸掉，原址建一座车行桥。开会研究炸桥方案时，龙腾代表文管所提出反对，他讲起1948年的洪水，和死去的石匠：“战争没毁掉、洪水没冲走，十几代蒲江人都在上面来回，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不能毁在我们手上。”
文管所的坚持，加上成都专家现场考察，最后驭虹桥得以保留。
从小学教师，到棉花匠，再到文化馆工作人员
1942年，龙腾出生在蒲江一个医生家庭。解放前，父亲在县里开了家诊所。父亲酷爱看书，对历史故事尤其痴迷，母亲念过女子小学，也能识文断字。夫妻俩是龙腾的首任启蒙老师。
家庭教育的底子，加上过人的聪明，龙腾的学霸天赋，在童年时代就已显现。解放后，8岁的龙腾进入初小读五年级，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来进入师范学校。1960年，18岁的龙腾师范毕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从1955年开始，13岁的龙腾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一是读史的笔记，二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到文革前夕，他的日记已塞满了床底。
1966年8月，“破四旧”运动来到蒲江县，他多年收集的《民国崇庆县志》《明纪》等史书，被父亲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赶在被举报前，他用背篓装着日记，寄存在山上一位朋友家。几天后，朋友告诉龙腾，为了保护他，也避免自己不受牵连，“日记已经全部烧光了，烧了好几锅开水才烧完”。
龙腾顿时眼前一黑。
日记风波过去不久，文人自作孽不可活的“优秀”基因，让龙腾走上了另外一条更为快捷的作死之路。
把多年的研究整理成书，是龙腾的梦想，他没想到，实现梦想的巅峰时刻，也是颠沛流离命运的开始。他将自己的研究，整理成册，刻印成了《太平天国最后一支军队》《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北京的问题》《张献忠的真实历史》。这几本小册子，成了他“借古讽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证。
一个月工资34块5的小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从讲台，走上了批斗台。
1970年，龙腾离开学校，在蒲江县一个街道办工厂，成了一名棉花匠。龙腾以为，这辈子跟历史研究再也搭不上边了，但命运的鬼使神差，终究还是把他推回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1984年，蒲江县开始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时人们记起了龙腾。
此时龙腾已经42岁，在厂里弹了十多年棉花。因为文物普查，龙腾被借调到了县文化馆（文管所前身），弹去一身的棉絮，操起了他的老本行。
当时文化馆共两个工作人员，每月工资60元，下乡普查每天7毛钱的伙食补助，没有设备、没有相机、没有车辆，只有两条腿一支笔。
至1988年普查结束，蒲江县共发现文物点260余个，大量珍贵文物在经济开发大潮到来之前得以保存。
第三次普查，蒲江的文物点又在原来260个的基础上，增加到789处，公布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0多处，这是龙腾和同事，跋山涉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龙腾初到文化馆时，馆藏文物只有100多件，如今已增加到1300多件，包括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文物。
为了查阅资料，龙腾学会了上网。不过他还不会打字，领导专门给他的电脑装上了手写板。
这些年，龙腾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了文章22篇，省级刊物29篇，市级刊物86篇，县级刊物250多篇，它们来自于无数个孤灯萤火的夜晚。
随便拿起一件文物，这个沉默的老人开始滔滔不绝
龙腾今天要带我和周国龙下乡巡查，等周国龙到单位的这段时间，他带我去了蒲江县博物馆展厅，给我讲这些宝贝的发现过程。“这里的每一件文物，我都能给你讲一段故事。”
这个直径约1.3米左右的铁盆，是1999年在一个挖砂场出土的，得到消息后，龙腾和同事赶到了现场。
大家都没见过这么庞大的铁器，更不知属于哪个朝代，做什么用的。“按道理这样大的铁器，外壁会有铭文”。但龙腾摸遍铁盆外壁也没找到铭文。回到县城，龙腾回想他曾读过的书籍。他想起清朝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北宋黄庭坚在川东巫山县为官时，曾写过一篇《汉盐铁盆记》，文中描述的汉盐铁盆，和这次发掘出的大小相仿。
另外，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也写过：“县廨有故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铭在其中”四个字点醒了龙腾。
他翻开《史记》，“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结合这几篇文章，他判定这次出土的铁器，可能是汉代煮盐用的“牢盆”。
他返回发掘地，仔细磨去铁盆内壁的锈斑，隶书“廿五石”三个字出现了。这三个字证明，出土的正是汉代为防止私盐生产，由官方登记发放的煮盐工具———牢盆。牢盆实物的首次出土，填补了考古学的一项空白。
之后，龙腾又参与了蒲江县白云乡井盐遗址的发掘。井盐遗址和牢盆的发现，证实了蒲江县在汉代冶铁、造盐的工艺和规模，以及其在古代“盐铁重镇”的地位。
“牢盆算不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问。龙腾摇摇头，说：它是国家二级文物，但算不上最珍稀的。真正的镇馆之宝，是他在鹤山镇飞龙村6组发现的“鱼形巴蜀图语印”。
1998年1月，飞龙村一电杆厂工地发现船棺，从船棺的殉葬品中，龙腾拾起了拇指大小的一个青铜块。那时他还没想到，这就是后来的“鱼形巴蜀图语印”，国家一级文物。
擦去青铜印上的泥土和锈迹，右上角出现了鱼和桑蚕的形象，“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和鱼凫，都是远古的蜀王。
“印记做鱼形，说明古蜀国贵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源自彤鱼氏。”
“彤鱼氏远古时与黄帝联姻，《国语·晋语四》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
“《汉书·古今人表》也记载：‘黄帝次妃彤鱼氏，生异鼓，己姓\’”……
从馆藏文物一百多件，到至今的一千三百多件，龙腾记不起经历过多少次目睹文物出土的惊喜了，如果说起这些文物的渊源，够给我讲上一年。
龙腾说，文保工作者最大的对手，不是时间的侵蚀，而是无孔不入的文物贩子。“我坚持这一行的最大意义是：保护祖先的文化遗产，不让它们流落到文物贩子手里，收集起来，传承下去，完整留给我们的后人。”
而人们对文保工作的不理解，也让龙腾尴尬：一、国家有闲钱保护这些东西，还不如花到经济建设上；二、考古就是挖人祖坟（龙腾解释，如果墓葬区和建设区冲突，可能会发掘或迁葬，但大部分重要墓葬仍以原址保护为主）；三、文管所从民间收走文物后，再高价转卖出去。
“我们不可能转卖任何一件文物。”龙腾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曾从大塘镇大悲寺收回一尊明代佛像，当地的一个老人，隔三岔五都来博物馆看一趟，一直到去世为止，“他就怕我们把佛像卖了”。
龙腾承认，文物回收工作越来越难，早些年还有农民主动把出土文物上交给国家，“如今这种事很少有了，漫天要价的人多了”。
在经济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他们一直在做最大努力
随后周国龙到了博物馆。按我的设想，这次采访，如果能拍到一些现场发掘的照片，那再好不过。周国龙告诉我，这样的场面可遇不可求。文管所日常的工作重心，还是对文保点的看护上。除日常巡查，全县还驻扎了40多个义务文保小组。重点文保单位，会加装摄像头，并入天网系统。
我们的第一站是距县城9公里的飞仙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往山顶的路上，龙腾讲了飞仙阁的一段往事：
上世纪70年代，蒲江县建长滩水库，有人主张炸掉飞仙阁，取石建造大坝。此事即将实施前，一位叫段毅的县领导力排众议，阻止了爆破。
在包罗万象的互联网上，查不到段毅的任何资料，除了龙腾这样的老人，也很少有人能记起他的名字。
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蒲江县甘溪镇建于唐宋年间的古塔。1966年，当地生产队建房，要炸掉古塔取砖。炸过一次后，古塔依然屹立不倒，村民们准备加大药量再炸一次。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郭洪海闻讯赶来，阻止了村民。当然，我也没找到关于副县长郭洪海任何只言片语的记载。“别人都记不得了，但我还记得，他们是英雄。”龙腾说。
“我记得小时候念书，学的第一篇课文是《诗经》里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龙腾说，“多优美的诗。我们祖先几千年前的诗句能流传至今，他们留下的文物，我也希望能把它看管好，流传后世，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存在的价值吧。”
在飞仙阁的石窟雕像前，龙腾再次切换至专家模式，开始给我讲解佛像，分析每一尊佛像的雕刻手法、风格、建成年代、典故……
龙腾的老相册里，我见过他和这尊巨型石狮的几次合影，第一张照片里，他还是一个精瘦干练的中年人，如今，照片里的人，已近耄耊之年，而石狮依然如昔，保持同样的表情，眺望不变的方向。
周国龙说，龙腾有“暴走”的习惯，他来文管所工作这几年，龙腾每年都会消失一个月，独自出门旅行。
龙腾旅行，只去逛博物馆和古迹、名山：在敦煌看莫高石窟，在大同看云冈石窟，在洛阳看龙门石窟；五岳都曾攀到顶峰；去年，他还自己跟团去了趟泰国看大皇宫。
龙腾这样走一圈，花费不过1万，除开路费和门票，他在其他方面几乎不花钱，出门揣一瓶汽水，一口袋馒头，当一天的伙食。
（大成网主笔 匡匡）
没有我，
这个书呆子连热菜都吃不上
时间回到1969年。27岁的龙腾，经人介绍，和蒲江县寿安镇白岩寺村的詹俊仙相识、结婚。詹俊仙和母亲相依为命，龙腾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婚后几天，龙腾返回城里上班，詹俊仙在乡下务农、照顾母亲，夫妻俩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2003年詹母去世，詹俊仙才进城，搬进了文管所。
算起来，龙腾和詹俊仙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詹俊仙母女劳力有限，每年农忙时节，龙腾会回家帮忙，除此之外，也只剩下过节放假，两人能见上一面。
虽说龙腾成家了，但在2003年前，他和詹俊仙一直没搞明白：他们的“家”，究竟是在蒲江县城，还是白岩寺村的小平房？
龙腾和詹俊仙生养了两个子女：女儿龙海英，生于1970年，嫁给了本地中学教师张锦洪。张锦洪32岁时辞去工作，考上川大研究生，2007年博士毕业，毕业后和妻子赴重庆，在一大学任教。儿子龙万洋，现在蒲江一物流公司上班。
去他家时，詹俊仙正好煮了一锅板栗给龙腾当零食。这个老人身上保留了传统农村女性的许多优点：孝顺、贤惠、勤劳、尊重丈夫……除开在文管所做保洁工作，她剩下的心思都花到照顾龙腾的衣食起居上了。
她说，龙腾是个书呆子，离开了她，连口热菜都不会做。
这点遭到龙腾反驳，他理直气壮地说：“乱讲，哪个说的我不会做饭？我做得好得很。”詹俊仙笑眯眯地反问：“那说说看，你都会做啥子呢？”
龙腾憋了一会儿，然后哑巴了，腆着脸去锅里捞板栗。
詹俊仙说，结婚几十年，龙腾除了“呆”点，身上没啥缺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东西，“每天晚上都看书，经常十一二点才睡觉”。
她很尊重她的丈夫，她没什么文化，她认为丈夫研究的，都是高深的学问。
夫妻俩的家是一套两居室的小屋，堆放了一些简单的家具，里屋传出电视声音。晚上，龙腾看书写作，两只小猫和电视机，就成了詹俊仙的伴。
跟老伴打过招呼，龙腾折转回了隔壁的办公室，他的生活简单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之前夜读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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