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繁：最早迎接古蜀人的区域之一
新繁公园内的古城墙。
成都曾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县，因种种原因已消失不见，如华阳、新繁、崇宁（现郫县唐昌镇一带）、江原（现崇州、大邑一带）等。
名气最大的当然属华阳县。华阳县于643年建县（唐贞观17年），因紧邻成都，所以初名蜀县，大约100年后更名为华阳，直到1965年。华阳县最辉煌的历史在清代——成都、华阳两县曾共治成都，成都县辖西北部，华阳县辖东南，以暑袜街为界。今天的成华区、锦江区、武侯区大部分辖区，还有龙泉驿、新都部分区域都属于华阳县。
据说，取名华阳，是因古人论蜀之繁富有“地称天府，原号华阳”之说。难怪蜀地最早的志书取名为“华阳国志”。今天，只有华阳镇还可让人想起千年华阳县。
新繁，和华阳有类似的经历和感慨。
最早迎接古蜀人的区域之一
新繁今天是新都的一部分，其实建邑历史比新都更为久远。
传说，古蜀杜宇氏在建都九陇山区（郫邑，今彭州境内）之后，因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一部分人沿清白江顺流而下，在平原地带分建城邑，以利生存和管理。新建城邑，因物产丰富，人烟繁盛，故名“繁”。《华阳国志》就说：“蜀川人称郫、繁为膏腴”。
成都平原土地肥沃，为什么仅仅把“郫、繁”并列誉为“膏腴”？
这应该和古蜀人的迁移轨迹有关。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经整治，地势低洼，河流无序，非常容易发生洪涝，不是人居的最佳之地。古蜀先民最早居住在高原河谷地带，逐渐往平原地带移居——彭州、新繁一带就位于山区边缘。
于是，新繁成为最早迎接古蜀人的区域之一。
繁县比新都更接近“中心”
“郫、繁”的开发和得名，大大早于成都平原大开发之前，与杜宇氏原居住的山区相比，当时是最为肥美和繁荣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同时设立新都县和繁县，当时都归蜀郡管辖。
公元前201年，刘邦建立西汉，把新都县划归了广汉郡，而繁县依然归属蜀郡。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免会奇怪：两县相比，新繁似乎距离成都更远，为什么反而把新都县划入广汉郡？
从地形来看，新都和广汉皆属于沱江流域，又同在平原地带，中间没有山脉大川。而新都与蜀郡成都之间，有天隳山（今云天回山）相阻隔——在当时的条件下，天隳山这样最高海拔不到600米的低山，对人的通行也会造成巨大的困难。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把临近蜀郡的新都划入广汉郡，也是西汉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借此牵制蜀郡，分割蜀郡权力，便于分而治之。
从结果来说，繁县，比新都更加接近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直至581年，隋文帝统一全国，新都才从广汉郡改属益州——至此，新都才重回成都的怀抱。
秦汉时，繁县的中心仍在今彭州市蒙阳镇一带。到三国蜀汉延熙十年（247）和十七年（254），后主刘禅令姜维领兵北征，将来降的陇西凉州胡人及河间、河关、临三县民众迁居繁县屯垦，然后分批将原繁县群众迁至繁县境内，今清白江南岸地区聚居，建立繁邑的新区，用以拱卫京城成都，于是将聚居地称为“新繁”，但仍属繁县管辖。
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代，北周把繁县的治所迁到新繁，正式更名为“新繁县”。
新繁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富
在两千前的历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新繁的文化名人，远比新都更为多彩。汉代有教育家任末、“新繁双忠”章明、侯刚，宋代有个性官员及文人梅挚、勾涛，元代有传奇宰相张惠，明清有文化大族“费密”一家六乡贤，近现代有反封建先锋吴虞、“流浪文豪”艾芜、军旅作家哈华、红色教授刘弄潮、中国神话研究第一人袁珂……
新都县当然也产生了包括前后“杨氏家族”等不少文化名人，但就数量而言，不及新繁。如宋代，新都、新繁两县一共产生文科进士16人，来自新繁县的就达13人。
在早期历史，新繁归属蜀郡管辖，更靠近巴蜀的中心，受成都的影响较深，奠定了崇文的深厚传统，为后来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新都因地处北出川的要道，军事战略地位很重要。清人刘景伯就在《蜀龟鉴》一书中说：“新都据沃野之中，为三川冲首，善守成都者必固新都；欲围成都者，亦必先得新都。”
成都若生战乱新都首当其冲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成都地区一发生战乱，新都就首当其冲，相比新繁，受到破坏的时候更多。如明末清初，经过连年战争之后，新繁县人口统计为“4970丁”——还有近5000成年男子，总人口大概应有一两万吧；但新都呢，仅剩下区区“603丁”，总人口恐怕也就一两千吧。
可以设想，新都文化曾遭受了多少这样的荼毒。
南宋诗人王质在四川为官时，曾以“县无美于新繁”对新繁的繁华发出赞叹。
但因对外交通往来频繁，新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可能稍微要高于新繁。《宋会要·食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8年）的商税收入，新都县为16923贯679文，新繁县为15197贯443文……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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