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龙村这个成都平原上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却是众多环保人
安龙村，这个成都平原上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却是众多环保人士、志愿者、大学生的“必修”行程，不少国际NGO组织将其视为一个研究范例。
2005年，一个由NGO组织主导的乡村生态实验项目在此启动，包括农家污染减排、有机农业推广、乡村环境教育等。7年后的今天，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安龙村的探索显得愈发可贵。
□本报记者 张守帅
A 曲折“复苏”的传统耕种记忆
6月27日中午，持续一夜的雨水渐停。王成背着茄子、辣椒、黄瓜等各色菜品从菜地出来，浑身湿漉漉的，重重地在院子留下几个泥巴脚印。
平时都是清晨采摘。但他怕难以预料的大雨今晚又来，影响次日给城里的家庭客户送菜，不得不提前备货。他要送的七八十个家庭，散落成都城市各处。一周送一到两次，每户5斤，菜品却不同。
“张健，不吃折耳根，刘颖不吃菠菜、木耳菜，邱艳少叶菜、多苦瓜……”一面墙上张贴着他整理出的客户口味“喜好”表。
这些家庭以每斤5元的价格，将半年或一年的费用提前支付给王成。与农贸市场相比，菜价并不便宜。但这些家庭相信王成是用“以前”的办法种的有机菜，尽管王成没有钱去申请认证。
2006年3月，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鼓励下，王成、高盛鉴等5户农民率先尝试回归传统。七年间参与的农户数量先是增至16家，后降至4家，如今又恢复到11家，划出一条过山车般的轨迹。
“停用化肥意味着减产两三年，很多人因为这个退缩。”高盛鉴、范开和、全宗志三位老人是坚定的实施者，他们理解：“土壤不用化肥，相当于断奶，会发生板结，农家肥可以调理，总得有个周期。”
高盛鉴最初拿出3分地实验，第一季种萝卜，被虫子吃个精光。换了品种，好不容易有点收获，跟村民一起拿到成都石人公园附近摆地摊，六七毛一斤都无人问津，“叶子被虫子咬得都是眼眼，品相太差，卖不动。”
在外打工的女儿高清蓉回家，看到年迈的父母在田里薅草，一急之下要用除草剂去喷，没想到，父亲竟跟她讲起生态环保知识。最后，高清蓉决定留下来跟父母一起种地。高盛鉴的看法是，“她怕我们累，孝顺我们，同情我们。”
在高盛鉴们的坚持下，2007年，传统耕种记忆开始在这个村庄逐步“复苏”：同一块地要稻菜轮种，同期种植的蔬菜也不同。
不能使用农药，消灭虫害必须“斗智斗勇”。草木灰可以杀蚜虫，对青虫却无效。附近有个豆瓣厂，不知谁想到辣椒水，舀回来一喷，还真把青虫给杀死了。此后还有了用烟叶水、大蒜水、沼液水杀虫杀菌的成功尝试。
“问题是，虫子少了，鸟吃什么？”范开和说，村民琢磨了很久之后，发现“用天敌杀虫更好”。他就曾亲眼目睹黑翅蚂蚁如何克制 “地老虎”。专家告诉他们，这样做叫维持生物链条的平衡。
去年，高清蓉到云南学习，了解到香草可以驱虫。今年，村民的菜地就套种上了各类芳香四溢的香草，在里面干活再不担心被蚊虫叮咬。
B “流”向乡村的活水公园
安龙村的点滴变化，都能找到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的身影。
田军曾参与了持续十年的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这一工程先后获得三项联合国大奖，但是结束的那年，田军心里却很不踏实。“因为不止一次对公众说，‘竣工之时，就是水清之日\’，结果没能实现。”
成都市组织专家多次调查发现，府南河水质污染物60%来自上游农村，如养殖排放污染、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化肥农药污染等。
心有不甘的田军想到贝西·达蒙，美国水保护协会的创始人。1995年，不请自来的贝西曾在成都做了一次环保宣传的“行为艺术”,让成都人“大开眼界”。
“她请来一群大学生志愿者，拿白布在府南河浣洗，白布变成了浑浊的暗黄色；将布匹浸入排水口附近，白布又成了五颜六色。”田军回忆起这个细节，那些脏兮兮的布仿佛就在眼前。“她让我明白，环境保护必须唤醒公众的参与意识。”
贝西带给田军的另一个启示是活水公园。在她的创意下，府南河畔建成一整套水净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能否在家庭间应用？”田军常怀这样美好的念想。
2003年6月，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成立，田军也辞去原来工作，踏上民间公益之路，开始探索解决府南河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的途径。
“最初在金牛区选择了一个城中村，但很快被城市化进程淹没，后来又在郫县唐昌镇的平乐村展开尝试，也不理想。”直到2005年，安德镇安龙村才进入田军的视野：“尤其是全家河坝一带，是实验的最佳场所。”
在田里，她把各种设想讲给村民，村民却摘下打药的口罩，笑了，“我们把菜卖到城里，又不自己吃。”田军反问：“你们的姑娘也许要嫁到下游，你们的孩子也许会进城工作，你们自信全副武装就能扛得住随风扩散的农药？”村民这才严肃起来。
实验从推广沼气池开始。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河研会补贴500元，可年产沼渣4745千克，沼液21313千克，年节约薪柴1204千克，相当于保护3.3亩林地。
其次是改厨改厕。活水公园净水处理系统设计者黄时达为村民设计了一套庭院微系统。厨房、卫生间、洗手池等的污水，流入院子内的小型人工湿地植物床，植物床放有过滤作用的大小碎石，上面种植芦苇、姜花、伞草等根系发达的植物，可降解、吸收水里的有毒物质。这样流出的水，甚至能用来养鱼。
最大的变化来自厕所。以前农村厕所设在猪圈旁，气味刺鼻。河研会拿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技术，大便、小便分开收集，大便后用草木灰覆盖，可有效减轻气味，避免滋生蚊虫。与使用6L的冲水式厕所相比，全村年可节约清水5256吨。
目前，参与改厨改厕的农户已达160余家。一些农民甚至在厕所门口挂起梳妆镜，“这在以前难以想象。”
C 不要产业化的订单农业
有机农业，是闭合这个农村循环系统的关键一环：沼气池产生的清洁肥料，用于农业；厕所收集的粪便，用于农业；可回收垃圾等堆积形成的有机肥料，用于农业；乃至处理的庭院污水，也可流入农田。
更重要的是，田军寄望有机农业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他引进了CSA的理念，即社区支持农业，由消费者和农民共同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简单说：通过消费者的订单农业，解决农民的粮蔬销路。
由于消费者口味不一，需要同时供给多种菜品，加上对配送能力的要求，单个农民难以面对，抱团取暖，势在必行。但在这个问题上，河研会遭遇到没有料想的“复杂”。
11户农民先是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合作社将农民的菜掺到一起配送，出现质量问题就找不到责任主体。”
合作社解体后，高家与几户农民成立“互助组”。吸取此前教训，改为农户各自装袋，由“互助组”统一配送，而且环保口袋上，标明每袋菜的生产者，以便追查责任。
但利益口角依然不断。2008年11月，王成与高家兄妹发生三次口角后，与部分村民“另起炉灶”。两个互助组的出现，让村里打起奇怪的“价格战”，从4元，涨到5元乃至6元。
对这种利益平衡，河研会也束手无策。在田军看来，让农民自己成为主体，实验才有说服力。为此，她只能将各种活动在不同互助组之间实施，避免偏顾一方。
今年，又有一家农户开始自己配送，河研会希望将其也帮扶起来，以实现三足鼎立的均衡竞争。
令田军担心的是，其中一个互助组以每年1300元每亩的租金租了18.6亩地，雇佣了5个工人，开始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种植容易导致过分追求产量，使得同一地块的品种单一，偏离了精耕细作、实现生物多样化的初衷。”
但高盛鉴不以为然。“面积扩大，才能跟上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他赞同“规模化”，却反对“产业化”。他曾说，一旦产业化，就要迎合市场需要，公司就会把利润放在首位，终究难以控制。
D 传统村落保护的变数考验
七年坚持，安龙村焕然一新。2010年，成都观鸟协会在这里发现32种鸟类，近百只珍稀黄缘萤在此翩翩起舞。
这个项目先后荣获国内外评选出的若干环保大奖，安龙村也升格为国家级生态村。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世界自然基金会与河研会相继在此设立水环境教育中心。
王成也与买菜的家庭建立了朋友间的信任，“跟菜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完全不同。”品尝新米或者过年杀猪时，他们会请这些城里朋友来吃饭，以感谢一年的支持；一个消费者还给他介绍了对象，重圆家庭，如今二人已育有一子。
但是，推进中的实验，也面临一场极大变数。
“安龙村正在实施新型社区规划，以为将来发展旅游业做强硬件。”村委会主任梁继松说，该村规划了8个集中居住点。他列举了集中居住的好处，“村上准备将有机农业扩大到500亩，并为此规划养猪场，以解决农家肥不足的问题。”
目前，16个社近900户中已有85%的家庭同意集中搬迁。未同意的家庭就集中在河研会开展实验的全家河坝区域：放弃宅基地，意味着此前修建的沼气池、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厕所等工程将不复存在；居住地离菜地太远，可能耕种不便。
“新农村建设应有多样性。”田军为此事奔走求援。
有位建设系统的朋友给了她一份资料：5月10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召开传统村落调查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开展传统村落调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刻不容缓”。
这份资料将传统村落的功能描述为 “保持传统农业循环经济特征的有效载体、发展农业和农民庭院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一种社会资本，是包括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民族文化之根。”
“川西传统林盘院落，环境保护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田军感叹，“与其政府投入一笔钱去保护生态，不如让农民去做生态的保护者，与其雇一批与土地无关的人去保护生态，不如从制度设计上让对这片土地有深厚感情的人为之。”
新闻推荐
“报纸来了，快来拿哦！”7月2日一早，郫县新民场镇云凌社区里，一位盲人婆婆大声喊着。听到叫声后，社区的订户都会赶紧出来拿报纸。47年来，这种场景在云凌社区每天都会出现。她叫钟桂芳，今年64岁。5岁时因...
郫县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郫都区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