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夏丽莎实习生王冶坤一大早郫县新民镇永盛
□本报记者 夏丽莎 实习生 王冶坤
2月22日一大早，郫县新民镇永盛村蔬菜大户邓小东就将新采摘的蔬菜样本送到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等待质检员罗德琴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按照成都市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他送到超市和农贸市场的每一批蔬菜都必须配有农残检测结果，“反正服务站就能做检测，还完全免费。”
除了农产品质量检测外，他还能通过服务站的大屏幕了解当天全国各地的蔬菜价格，向服务站的技术员咨询农技、农机方面的技术问题。在成都，按同等标准建成的农业综合服务站已有146个，基本覆盖了全域的近200个涉农乡镇。
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成都对于农技推广体系的率先探索有了更典型的意义：当各地还困惑于传统农技推广体系普遍“线断、网破、人散”、推广效率不高、公益服务和经营收益混淆不清等问题时，成都已经用三年多时间，探索出了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开路之道”。
厘清农技推广服务的体制机制
对郫县新民场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赵献成来说，2008年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节点。
早在2004年，成都市就曾对农业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撤消了原有的“一乡一业一站”，精简人员编制，改为按农技、农机、畜牧三大专业设立片区站。
然而，按专业设置的服务片区站导致各专业比例不平衡，服务单一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一个农技站，农业部门在管，乡镇政府也在管，忙起来的时候什么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工作我们全都要参与，只有1/3的精力在从事本职工作，哪还能做好技术推广。”内容单一的服务手段也开始与不断规模化、立体化的现代农业脱节。加上多年来农业基层服务体系的投入不足，为了弥补运行经费空缺，大多数农技站还要分出人手兼营种子、化肥、饲料等农资买卖“补贴家用”，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更无从谈起。
以多轮调研为依据，2008年，又一次大刀阔斧的“手术”在成都市农技推广体系内展开：整合原有的农技、农机、畜牧片站，成都投资2个多亿，在全域涉农乡镇建立了146个标准化农业综合服务站。
据介绍，每个服务站都有800平方米，按照公益性职能，科学设置岗位，涵盖农技推广、病控防治和植物疫情处置、动物防疫、农机服务、农业信息、农产品质量检测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涉农生产的相关事宜都能在这里解决”；统一的规划、标准、风貌、标识和设备配置，也让这些服务站成为基层农技推广战线上一扇醒目的窗口。
更让赵献成高兴的是管理机制上的“三权归一”。这次改革将人权、财权、物权全部划归县农业部门统一管理，乡镇只参与绩效考核，清理了农技站名下的经营行为，整顿了人员管理上的混乱，“吃自己的饭做自己的活，在岗人员都能100%投入”。统一管理也让资源优化调配效果更为突出。
抓住农技推广的“牛鼻子”
要让农业科技真正从书本上 “走”到田埂间，仅有软硬件优化还不够。
从事10多年农技推广工作的罗德琴就曾遭受过村民半信半疑的冷淡，“那时候做推广都是照本宣科地讲，人家都是种了半辈子地的老把式，有的是经验，谁信你。”
要赢得群众的信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示范给他们看。在各自的服务半径内，农业综合服务站纷纷与农民专合组织、产业基地和农业大户合作展开“科技示范”，让新技术、新品种用产量“说话”。
产业需求、农民需求则成为农技推广的重要导向。围绕农民需求的订单式服务，借助网络和电话平台进行的呼叫式服务，进驻特色基地、集中推进的专项式服务和依托科研院校专家开展的技术承包式服务，使农业综合服务的手段和内容更加多元化。
去年12月开学的郫县唐元镇农民田间学校，就是成都在农业技术推广交流上的又一次多元化尝试。依托该镇的8000余亩韭黄生产基地，学校因“需”施教，通过现场参与、观摩、互动的方式，让对韭黄种植有兴趣的农户体验到“有技术”和“没技术”的差异。
郫县农村发展局科教科科长裔雪清用“公益性的农业公共服务平台”来形容农业综合服务站，“不仅要做好基本的农技服务，还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作好资源调配，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赵献成就充分理解了这个 “平台效应”的含义。今年初，新民镇净菊蔬菜基地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搭建育苗大棚，首批黄瓜苗因寒潮冻死，赵献成帮他们想出了办法：以每株0.2元的价格委托同镇的金田种苗有限公司代育苗。
如今，净菊基地的黄瓜种子住进了金田公司的专业大棚，发育得茁壮饱满，而金田公司专业的育苗、嫁接技术，也让净菊基地负责人打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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