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的年味
陆泉根（成华区）
古镇的年味最早是从屋檐下散发出来的。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一进腊月，古镇人再也闲不住，屋檐下开始热闹起来，咸鱼咸肉香肠会挤在一起晒太阳吹腊风。当然，猪头是少不了的，有的人家甚至腌了两只。
红香家卖猪头。她家杀猪。白天，红香老公和合伙人去乡下转悠，骑着自行车，带上几根细麻绳。见到膘肥体壮的猪，就跟主人谈价格，然后把猪五花大绑驮运回家。第二天杀好后，拿到菜市场卖。凌晨三四点钟，虹桥西巷里传出嚎叫，那一定是红香家在杀猪呢。
那个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上了高中的我，其实还是个孩子。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还巴望着过年。父亲母亲对年也是尊重的。家里虽说条件不好，但每年都要腌一只猪头。以前是从食品站买，提前去排队。后来，市场活了，就跟红香家买。红香家的猪头不贵，一块多一斤。一个大的也就一二十元。
这么便宜的猪头，可那一年家里就是没有买。腊八节后，屋檐下依旧空荡荡的。答案写在父亲的脸上。他严肃的表情告诉我，锯木厂的生意很不好。生意全溜到私人的锯木厂里。私人锯木厂，其实就是一条水泥船外加一台小锯木机，但经营灵活，能上门服务。没了生意就没有收入，父亲心烦意乱，不停地抽烟。母亲看看空荡荡的屋檐，又看看拼命抽烟的父亲，抑制不住内心愤怒：烧、烧、烧，烧你个头呀！父亲赶紧掐了烟头，转身去了厂里。
“陆二妈在家？”中午，红香来到我家，咬着母亲的耳朵嘀咕了几句。母亲跟着出去了。十几分钟后，母亲拎了一个大猪头回来。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在我家里看到的最大猪头。清洗，除垢，用盐涂抹均匀，母亲把猪头放到一个闲置的小缸里，随后，一块腌制咸菜用的石头压了上去。
一个星期后，猪头拿到了阳光下。母亲很满意。红香和母亲交情好，这个猪头她没有舍得拿到菜场卖，而是赊给母亲，我家的人口多，过年没有个猪头可不行。看见猪头，父亲没有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他继续死心塌地守着厂。厂里依旧清冷。一个穷厄的年在等着我家。
腊月二十四，古镇的年味越来越浓。大街上，炒瓜子的炒花生的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铲子。不少人家开始辞年，上菜，烧纸磕头，祭祀祖先。下午，我们家开始大扫除。老家人把过年前夕大扫除称为“掸尘”。掸尘是把晦气和穷鬼扫地出门。掸尘的任务落在了母亲和我的身上。一个下午的时间，家里总算干干净净。新年从路上奔袭而来。
第二天，一夜未归的父亲回来。他掏了一叠钞票给母亲，让母亲赶紧把猪头钱还给红香。“来了一船木头。”干了一夜活的父亲不想说更多的话，太累了。据说，这批木头很大，最粗的要两人合抱，小锯木厂自然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运到父亲厂里。父亲的车间有行车，而且他的锯木技术又高超。
母亲是个欠人家钱就睡不着觉的人，现在，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把钱送给红香回来，母亲笑嘻嘻的，她的手里多了一个碗，碗内有一大块猪血。晚上，猪血烧豆腐，我吃了整整两碗饭。饱嗝连连的我赶紧去看书。父亲和母亲在说着什么，大致是，厂子没什么指望了，过了年，他要出去想办法挣钱，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大年三十，父亲用斧头把猪头劈开，放在大铁锅里炖煮，几乎整条巷子都能闻见猪肉的香味。
这是38年前的事了。前几天回老家，发现古镇人依旧有腌制猪头过年的习惯，我突然有了买猪头的冲动。
但我没有买。我知道，我捧个猪头回家，妻子能把我骂个半死——我居高不下的血脂，已经不允许我再沾染腌制的肉类了。说实话，我很失落。没有猪头的年，年味要少却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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