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斗“胡杨”
蒋全胜（左一）和李艾东（右一）后来作为教练，培养出了全国冠军郑惟桐（中）
赵婷/文
崭新出击
1981年，林野拿了全国象棋女子冠军，这个冠军对于当时非常困难的成都象棋队来说，就是雪中送炭。我和李艾东也从帮助林野夺冠这件事上，发现了自己的教练才能。很有意思，我们两个后来都成了教练，当然这是后话。
1982年，象棋队全面恢复，黄有义也被调回队，建队的时候他去考大学，但考得不太理想，所以又回来下棋。这时候队上是4个人，我、李艾东、黄有义和甘晓晋。甘晓晋是蔬菜公司的，当时是四川省的业余顶级高手，因为表现突出进队。教练还是陈新全老师。
棋队也搬家了。从蜀都大道上的一个四合院，搬到了后子门的成都市体育中心，和成都市篮球队、排球队、网球队在一起，当时叫成都市体工队。直到1985年，又搬到西郊体育场。
1982年，我们以崭新的姿态代表四川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象棋团体赛。崭新在哪里呢？我们队伍是很年轻的4个新人，我22岁，李艾东18岁，黄有义21岁，也就甘晓晋稍微大点，也才27岁，队伍年轻、团结向上、风貌也好。
那届团体赛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有个作者看了我整个团体赛的表现，还专门给我写了一篇文章。那届比赛我坐第一台，高手几乎对了个遍，包括胡荣华老师、杨官璘老师，虽然都输了，但那会儿确实敢打敢拼，棋还下得特别好。
年轻的代价
对上海，胡荣华老师先手，照例用飞相局开局，我对飞相局进行过研究，很快就反先，起码也是平先。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双方就下成了一个可以不变做和的局面。不过因为是团体赛，我又血气方刚，看了下周围的几盘棋，看不出个眉目，加上确实很想赢上海队，就主动求变。在这之后，我们队一个棋手赢了，形势就变成我这盘棋只要和了队伍就能赢上海。而胡老师一看他们有队员输了，他又不想和了，我想和也和不了。胡老师多么有经验啊，那会儿又是他棋最凶的时候。于是双方展开对攻，中盘时我没算清楚，掉了个子。围观的队友以为我输定了，没到12点都走了。结果一直下到中午12点封盘，局面是胡老师车炮兵，我是车三兵，双方士相都残缺，局面很复杂，我没觉得他比我好。坐车回酒店时，江苏一个教练用江苏话问胡老师：“司令，你棋如何？”胡老师回答：“还没下完，我优势嘛！”他们江浙一带的方言我还是听得懂的，不过也不知道他是确实判断自己优势呢，还是一种心理战，我也没有求证过，但就当时的棋来说，我感觉我优势。进餐厅吃饭，大家一听我说棋还没下完，都很高兴，随便刨了几口饭，就进房间摆棋。陈老师带李艾东、黄有义、甘晓晋，还有云南队的何连生，5个人一起摆棋。我看他们摆棋，由于局面太复杂，摆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结论，也没有休息，我的脑壳已经晕了。下午2点开赛，我想赢而又没有信心，结果输了。
后来我问胡老师，这个棋这么复杂，你怎么看清楚的？他说我的习惯是不摆棋的，就睡在床上闭上眼睛想这个棋，摆棋反而容易摆晕，因为残棋太复杂了。车炮兵对车三兵，士相都“烂”了，就是你死我活的短兵相接，走错一步就没希望了。不过，其实在胡老师下出一个弃炮的妙手之前，我还是可以和的，但就是因为摆棋的时候没有看到还有个弃炮的妙手，否则的话，我提前走一手送兵，那和棋的主动权还是在我手里。
正是从这盘棋，我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境界。没办法，五六个人摆棋没扯清楚，胡老师在床上想了一下就想清楚了，这就是境界，是高人。
那次下完后，我对那盘棋做了深刻的研究，特别是中后盘残局。我记得还有两个人分别写了文章，其中一篇叫《深算和失算》。这篇文章是表扬胡老师的，但作者毕竟是业余棋手，看棋没看清楚，结论下反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我对这盘棋总结得很深刻，从布局到中盘再到最后经典的残局，可以说是一生当中念念不忘，已经过去38年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深刻无比。
紧接着，我又对上了杨官璘老师。这一生之中，我只和他下过这一盘棋。当时棋坛有“胡杨”之称，指的就是胡荣华老师和杨官璘老师两位顶级高手。这盘棋我拿的先手，最后的过程和结果充分展示了什么叫作“为年轻付出的代价”。一般来说，老同志最怕和年轻人下开局，因为年轻人没事就研究布局。这盘棋我下的是当头炮进三兵，他应以屏风马。由于杨老师布局落后太多，棋入中盘我就成胜势了。当时形势是我可以多3个兵进入残局，可以说是稳胜的局面。但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杨老师残局功夫了不得，不想和他拼残局，想中盘就“丢翻”，所以就没正常地和他兑子下成残棋。结果在中盘大砍大杀的局面中，我漏算了，这么大优势的一盘棋输了，真的是终身遗憾，因为这辈子就只和他下过这么一盘棋。而李艾东和杨老师下过两盘棋，还两盘棋都赢了，“双杀”！那是在1987年，李艾东打的一台。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带着遗憾和兴奋，我们结束了这次团体赛。虽然最后没有进前六名，但第八名这个成绩已经很优秀了，整个团队也展现出良好的风貌，毕竟那个时候还是胡老师他们的天下。但同样也很遗憾，因为同时期围棋和国象的成绩都比我们好，我们也是想出成绩慌了，拼着一口气想为团队打出成绩来。
还记得那会儿我们住在体工队，教练陈新全老师每天来，训练完吃了午饭就走了。他的训练方法就是两个字：下棋。天天安排我们下棋，就那几个人翻来覆去地下，几乎下吐。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自己摆棋。前段时间广东队封闭训练，我听郑惟桐说，就是利用软件摆布局、分析对手，都不安排下棋。这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在网络上下棋。两种训练方法可以说是各有好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就那么点人，天天互相下，下得很疲惫。现在回过头来想，是否应该下下停停，开点研讨会互相讨论复盘一下呢？
“前六”梦寐以求
1983年团体赛在哈尔滨举行，仍然没进前六，不过我被留下来成为国家集训队队员，参加集训。教练是王嘉良，他拿过三届全国亚军，号称“东北虎”，教练还有柳大华。集训队还有李来群、赵国荣等一批优秀棋手。我的训练成绩还不错，10多个人的大循环，我排名前八，算优秀了，大概因为集训没什么包袱吧。
1984年团体赛在合肥。这届比赛做了改革，分成4个组，分组循环。我们一上来成绩很好，可惜最后关键场次输了两盘，没有进入小组前二，否则就是前八了。团体赛需要每个队员都下得好，我和李艾东成绩好一些。
1985年团体赛在西安。那会儿成都对象棋寄予厚望，棋迷也很关注，成都日报体育记者李琦全程跟随我们追踪报道。赛程很长，总共13轮，一天下一盘棋，差不多下半个月，中途休息两天。每个人的用时也很长，一般一盘棋都需要四五个小时，李琦是从头到尾都在。当时有一轮，输了就基本进不到前六，李琦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蜀中无大将，连廖化都跑去哪了》，多年后依然感觉很受刺激。
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娱乐不多，象棋也是老百姓喜欢关注的，各种厂矿啊公园啊都是下棋的人。这篇文章见报后，影响很大，我们整个团队都很难过。那届团体赛，我们8∶0赢过贵州，但也输给了江苏、浙江这些强队。对于四川象棋来说，“三剑客”退得太早，上海有胡荣华、徐天利，广东有杨官璘、蔡福如。他们这届棋手一直顶着，以老带新，各个地方都有一流高手带着年轻棋手比赛，我们就只有埋头整了很多年。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对我们也是奋发图强的激励。
1986年团体赛在邯郸举行，最后一轮我们对上海。上海已经提前一轮夺冠，而我们必须要打平才能进前六。梦寐以求的前六就在眼前，我们心理压力极大。依然是我、李艾东、黄有义、甘晓晋4个人上场，结果最后仍然输了。当时有个习惯是赛后简单会个餐，结果我们和上海队坐得很近，胡老师带着关爱的心情过来敬酒：“对不起啊！你们还年轻，以后你们机会还多，四川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胡老师德高望重，他这样说我也接受，竞技场上输就是输了，未必还指望人家让你吗？而坐在旁边的曾东平眼泪哗就出来了，马上站起来跑了出去。我记得他当时才16岁，快要进队了，是队里的超级培养对象。这也说明那会儿四川象棋不行，在全国也没什么地位。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1986年，团体一直都没打进前六。一而再再而三，在这样的心气下，我们也算是磨炼出来了。1986年对我也是意义重大的一年。一方面我坚持训练，一方面接任女队教练，年底我又当了父亲。当时棋队已经搬到了西郊体育场，我不但自己训练，还带女队训练，经常摆棋到深夜，真的是在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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