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书医 复活残卷中的文化记忆

四川日报 2020-06-05 06:17 大字

修复古籍的鲁萌。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边钰

5月20日一大早,成都市龙泉驿区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下简称“修复中心”),“80后”鲁萌像往常一样早早坐在二楼古籍修复办公室桌前,一边拨弄着案板上泛黄的书页,一边用毛笔蘸上浆糊,贴补书页上的虫洞。她手中正在修复的,是宜宾市博物院收藏的《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家典籍的总汇,是中华文化瑰宝。宜宾市博物院收藏的《大藏经》为明版《永乐北藏》,约1700余册,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下旨雕造的。4月30日,由修复中心承接的《大藏经》整理、修复工作正式启动,首期修复60册。修复中心派出精兵强将,其中不乏年轻力量。

上阵父子兵

深耕“冷门”行业

提及《大藏经》的发现过程,修复中心创始人彭德泉至今激动不已。2017年,宜宾市博物院工作人员带着两本古籍来到修复中心。彭德泉翻阅后暗吃一惊,推测极有可能是明代《大藏经》,于是,他专程前往宜宾市博物院一探究竟。在博物院的一个角落,1700余册《大藏经》静静躺在纸箱里,上面铺满厚厚的灰尘。他小心翼翼取出、轻轻翻阅,确认无误后,心里止不住颤抖:“古籍损毁太严重。”

这批濒临毁坏的《大藏经》得到四川省文物局的关注和重视,被列入重要的纸质文物抢救性保护修复项目,并于今年4月30日正式启动修复。

2005年,彭德泉在他的老师,国内著名图书馆学家、文献分类学家张德芳建议下,做起古籍保护,并于2008年正式注册成立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迄今为止,修复包括《函海》等在内的古籍1.7万余册。

2017年左右,考虑到彭德泉的健康,儿子彭克从父亲手中接过古籍修复传承棒,跟随父亲的脚步深耕这个“冷门”行业。“当前四川的古籍修复师不超过100人,而普查出来的古籍约200万册,道阻且长,不敢懈怠。”尽管当前古籍修复面临人才少、资金缺乏等问题,但彭克和父亲还是有着同样的心愿,希望更多古籍得到有效修复,使得文脉记忆代代相传。

跨界古籍修复

一场没有终点的修炼

31岁的鲁萌,原本从事汽车销售,后来因为听了彭德泉的课,跨界转行,来到修复中心,一干就是11年。2013年,她拜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门下,学习古籍修复技术。2019年,她被授予“成都工匠”称号,成为成都市首位修复古籍的“成都工匠”。

得知《大藏经》需要修复时,她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详情。古籍封面被水浸泡,已经出现空壳现象。书页粘合、霉斑、虫蛀严重。最为恼火的是,不少页面已经出现絮化现象(即书页如同棉花丝一样,呈现出细小丝状),使得书中文字断层严重。

鲁萌说,修复古籍需要20多道传统工序,如配纸染纸、配线、配制糨糊、揭书叶、补书叶、补书口、托书叶、撴齐、压平、裱书衣书签、打书眼、订线等。

从业11年,仍不断有新问题冒出来等待解决。比如,修古籍时,找到与原书相同的材质很重要,这样修书人可在纸质上先进行试验,再运用到原书进行修补。她举例,硫酸纸,吸水性强,遇水则皱。修复这类纸质书籍,对于糨糊干湿度和手速都有高要求。修复者需要用干糨糊快速修补后,并及时压平书籍。

“90后”修书师

与古籍相互“治愈”

“它不必多热门,我喜欢就好!”“90后”黎彦君在古籍修复过程中找到了快乐。坐在纸张包围的修复室里,对着圆形或蚯蚓状的虫洞,她熟练地找补纸、涂糨糊。修补虫洞要求补纸边缘不能超过虫洞边缘两毫米,这个枯燥的挑战被她玩出像打挑痘痘游戏一样的快感,一个、两个、三个……等到一页书的虫洞被一个个填满,成就感顿时袭来。

古籍修复师,就像医生一样,挽救着古籍的生命。黎彦君说,这个过程让她内心的压力得以释放,她也从中得到治愈。

感觉被治愈的还有“90后”聋哑姑娘陈亚。陈亚办公桌上总会放着一个小本和一支笔,方便她和同事进行交流。一开始,她的学习并不顺利,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其他学员听后手写给她。虽然进度不快,但陈亚掌握得很扎实。

陈亚曾经当过服务员,干得并不愉快。在古籍修复世界,她找回了自信。她色感极好,在修复古画时,能根据画面调制出和原色相差无几的颜料。

修复《大藏经》,对于两位“90后”,无疑都是不小的挑战,每一册每一页的修复方法都可能大不一样。修复中甚至需要“看天说话”。如果天气湿度过大,则需用纸包住书页前后部分,汲取水分。如果空气过干,则需要耐心等待书页通过自然吸潮变湿润后再修复。尽管充满挑战,但是两位小花已经准备好攻下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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