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书医 复活残卷中的文化记忆
修复古籍的鲁萌。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边钰
5月20日一大早，成都市龙泉驿区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下简称“修复中心”），“80后”鲁萌像往常一样早早坐在二楼古籍修复办公室桌前，一边拨弄着案板上泛黄的书页，一边用毛笔蘸上浆糊，贴补书页上的虫洞。她手中正在修复的，是宜宾市博物院收藏的《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家典籍的总汇，是中华文化瑰宝。宜宾市博物院收藏的《大藏经》为明版《永乐北藏》，约1700余册，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下旨雕造的。4月30日，由修复中心承接的《大藏经》整理、修复工作正式启动，首期修复60册。修复中心派出精兵强将，其中不乏年轻力量。
上阵父子兵
深耕“冷门”行业
提及《大藏经》的发现过程，修复中心创始人彭德泉至今激动不已。2017年，宜宾市博物院工作人员带着两本古籍来到修复中心。彭德泉翻阅后暗吃一惊，推测极有可能是明代《大藏经》，于是，他专程前往宜宾市博物院一探究竟。在博物院的一个角落，1700余册《大藏经》静静躺在纸箱里，上面铺满厚厚的灰尘。他小心翼翼取出、轻轻翻阅，确认无误后，心里止不住颤抖：“古籍损毁太严重。”
这批濒临毁坏的《大藏经》得到四川省文物局的关注和重视，被列入重要的纸质文物抢救性保护修复项目，并于今年4月30日正式启动修复。
2005年，彭德泉在他的老师，国内著名图书馆学家、文献分类学家张德芳建议下，做起古籍保护，并于2008年正式注册成立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迄今为止，修复包括《函海》等在内的古籍1.7万余册。
2017年左右，考虑到彭德泉的健康，儿子彭克从父亲手中接过古籍修复传承棒，跟随父亲的脚步深耕这个“冷门”行业。“当前四川的古籍修复师不超过100人，而普查出来的古籍约200万册，道阻且长，不敢懈怠。”尽管当前古籍修复面临人才少、资金缺乏等问题，但彭克和父亲还是有着同样的心愿，希望更多古籍得到有效修复，使得文脉记忆代代相传。
跨界古籍修复
一场没有终点的修炼
31岁的鲁萌，原本从事汽车销售，后来因为听了彭德泉的课，跨界转行，来到修复中心，一干就是11年。2013年，她拜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门下，学习古籍修复技术。2019年，她被授予“成都工匠”称号，成为成都市首位修复古籍的“成都工匠”。
得知《大藏经》需要修复时，她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详情。古籍封面被水浸泡，已经出现空壳现象。书页粘合、霉斑、虫蛀严重。最为恼火的是，不少页面已经出现絮化现象（即书页如同棉花丝一样，呈现出细小丝状），使得书中文字断层严重。
鲁萌说，修复古籍需要20多道传统工序，如配纸染纸、配线、配制糨糊、揭书叶、补书叶、补书口、托书叶、撴齐、压平、裱书衣书签、打书眼、订线等。
从业11年，仍不断有新问题冒出来等待解决。比如，修古籍时，找到与原书相同的材质很重要，这样修书人可在纸质上先进行试验，再运用到原书进行修补。她举例，硫酸纸，吸水性强，遇水则皱。修复这类纸质书籍，对于糨糊干湿度和手速都有高要求。修复者需要用干糨糊快速修补后，并及时压平书籍。
“90后”修书师
与古籍相互“治愈”
“它不必多热门，我喜欢就好！”“90后”黎彦君在古籍修复过程中找到了快乐。坐在纸张包围的修复室里，对着圆形或蚯蚓状的虫洞，她熟练地找补纸、涂糨糊。修补虫洞要求补纸边缘不能超过虫洞边缘两毫米，这个枯燥的挑战被她玩出像打挑痘痘游戏一样的快感，一个、两个、三个……等到一页书的虫洞被一个个填满，成就感顿时袭来。
古籍修复师，就像医生一样，挽救着古籍的生命。黎彦君说，这个过程让她内心的压力得以释放，她也从中得到治愈。
感觉被治愈的还有“90后”聋哑姑娘陈亚。陈亚办公桌上总会放着一个小本和一支笔，方便她和同事进行交流。一开始，她的学习并不顺利，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其他学员听后手写给她。虽然进度不快，但陈亚掌握得很扎实。
陈亚曾经当过服务员，干得并不愉快。在古籍修复世界，她找回了自信。她色感极好，在修复古画时，能根据画面调制出和原色相差无几的颜料。
修复《大藏经》，对于两位“90后”，无疑都是不小的挑战，每一册每一页的修复方法都可能大不一样。修复中甚至需要“看天说话”。如果天气湿度过大，则需用纸包住书页前后部分，汲取水分。如果空气过干，则需要耐心等待书页通过自然吸潮变湿润后再修复。尽管充满挑战，但是两位小花已经准备好攻下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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