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女老师
□ 傅全章
每当节假日我收到过去教过的学生发来的问候和祝福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老师。其中有三个女老师,印象特别深刻。
汪必钦,是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那时她还是一个姑娘,中等个儿,俊俏面庞,扎着两条长辫子。她给我批阅过的作文本,半个多世纪了,我还仍然保存着。不仅上面有5分的成绩,那时5分就相当于100分,更有“希您继续努力”的鼓励之语,还有令我大出风头的记忆。一次课堂上,她让全班同学写作文提纲,大家都叫苦写不出时,她巡视到我桌边,看见我已写好,立即拿了我的作文本,走上讲台,让大家停下写,她就念了我写的来启发大家。她对我还有着慈母般的关怀。一次课堂自习时,她捏着我瘦瘦的手颈,爱怜地说:“你怎么这么瘦呵!”当时我真想哭。我至今仍在打听她的住处,想拿着自己出版的书,去感谢她。
李郁青,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成都大学干部写作班时的现代汉语教师和班主任。她不仅牺牲休息时间为我补因事耽误了的课,更是把我们当成她的孩子,虽然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她给我们住校的同学送来盘子盛着的切好的月饼,和我们共度良宵佳节。读书期间,我的妻子因病去世。我返校后的一天晚上,李老师来到我们男生寝室,寝室里有同学带来的录音机,在狭窄的床间过道里,住校的男女生跳起了交谊舞。李老师为了让我减少悲伤情绪,硬拉着我和她一起跳。当时我连什么三步、四步都根本不懂,李老师说:“你就跟着我的步子走吧。”李老师的丈夫也是一位仁慈的教师,不幸去世。后来李老师和一个老干部重新组织了家庭。凑巧,这个老干部的女儿就是我班的同学。一次班上同学聚会,班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要那个女同学当众喊李老师“妈妈”,可那女同学始终开不了口,弄得李老师很尴尬。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一面在心里“埋怨”班长不该开这个玩笑,一面想:李老师是这么慈爱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该叫她“妈妈”呀!
肖青,先后在《成都晚报》和《青年作家》杂志当编辑。我们作者都叫她肖老师,或背后亲切地叫她肖老太婆。她不是我课堂上的老师,却是我文学创作的老师。让我最感动的是,她在《成都晚报》当编辑时,我投去散文和小说,她细心审阅,并写出书面回复,有时她的回复文字比我的原稿还长。有一次,她甚至代我把她修改后的一篇文章抄了一遍。可惜这篇文章最终没能发出。她把这稿寄给了我,看到她那熟悉、隽秀的笔迹,我的感激不亚于发表了作品。她在报纸副刊上给我发了几乎一个整版的散文《铁牛飞奔》,对我鼓舞很大。她调到《青年作家》杂志社,一开始就给我寄来约稿信。很遗憾的是,她在《青年作家》工作期间,我没能发表一篇作品。其中有一篇散文《月是故乡明》,她写来复信,对这篇散文大加赞赏,告诉我她已推荐给主编。可惜没能用出。我知道,这事她比我更遗憾。后来,她生病了,我去医院看她,她还念念不忘推荐我加入省作家协会的事,说她出院后一定要帮我落实。可惜她没能出院。得知她不幸仙逝,我和另两位文学青年刘晓双、张选通赶去告别,把我对她的敬爱之情默默地告诉了她。后来,我在《青年作家》发表了多篇小说,也算是对她付出心血的一点回报吧。如今,我经常翻出装订成册的她给我的复信,看到那熟悉的字体,眼前就会浮现出她慈祥的面容。
汪老师在我作文后的鼓励批语,让我后来在教学中,也不忘在学生的作文本上写上鼓励之语;李老师爱生如子的师德,也让我在学校教书时,舍得把时间、金钱、物资用在学生身上,受到学生喜爱;肖老师甘为人梯、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作者关怀备至的精神和作风,也让我后来在办报负责副刊、办文学杂志时,细心阅读作者稿件,和作者交朋友,切磋交流,互相提高。是的,我们的言行背后总有老师的影子,我们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是和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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