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山 古蜀王朝的国家祭祀台

羊子山墓葬出土文物

羊子山墓葬出土文物

羊子山墓葬出土文物

羊子山墓葬出土文物

20世纪50年代羊子山考古发掘郑光福供图

羊子山一号墓发掘现场 郑光福供图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羊子山土台线描图金磊磊/绘

《重修昭觉寺志》载“昭觉全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刻本。图中可见羊子山（时称羊鹿山）、驷马桥、凤凰山在成都北门外所处的位置

三星堆古国消失后，古蜀文明的中心进一步移向今天的成都城。成都北门外，有座古桥驷马桥，桥北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正方形土台—羊子山土台，这座庞然大物高高耸立在平原上，远远望去显得特别起眼。考古学家曾以为这是一座大墓，后来才发现它是一座大型国家祭台——它出现在三星堆衰落之时，是古蜀国权力更迭与政治中心转变的见证。羊子山土台意外成了解读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密钥。

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羊子山土台的朝向与成都城的格局、成都的主要街道一样，都是北偏西的。这只是一种巧合吗？

驷马桥北 墓葬还是祭坛？

羊子山土台在老川陕公路旁边，过去人们从这里经过，都觉得诧异：这个大土堆是墓葬吗？谁的墓修得这么高大？在羊子山土台的年代和性质被确认前，连考古学家也认为它是一座有着特殊背景的古代大墓。

1953年，羊子山旁出现了一个砖瓦厂，当地人打算就地取材，利用其土坯烧制砖瓦。考古学家闻讯而至，他们首先清理了羊子山上面的古墓群，然而，清理结果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羊子山上古墓群的年代从秦代一直延续至今，如同一部通史，包罗万象，记载着各个朝代的沧桑巨变。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山包越割越小，仅剩40米见方，残高7.3米，考古学家期待中的大墓却迟迟没有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他们开始重新考察羊子山，发现原来是一座人工夯筑的土台，其年代在商代晚期到周代早期，考古学上为十二桥文化一期。这是继三星堆文化遗址之后，成都平原又一青铜文明的高峰。

土台四方形，正中为土块垒砌成的郭墙，墙角宽6米，在其上砌十层土砖后，再在内部夯土；完工后，在外围12米再夯墙，类似“回”字，两层砖墙间的空隙仍以土夯筑；又在距离12米的位置夯筑第三道砖墙，其底部直径约160米。考古学家推断，砖墙面积31000余平方米，以一平方米用44块土砖计算，共用砖130余万块。完工后的羊子山土台四方三层，三级土台逐步升高，四方有登临的阶梯，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

根据羊子山土台周围的遗迹，考古学家复原了古蜀人修筑羊子山土台的场景：他们先在土台中心筑一圈正方形围墙，等修筑到一定高度时，再在外围筑第二层土台，成为一个“回”字形，最后在外围加筑第三层土台，土砖有木棒夯打的痕迹，可见原料应以泥土与草木混合而成。这种建筑模式是羊子山土台经历千年依然屹立不倒的关键，古蜀人显然已经掌握了丰富而实用的建筑技术。

四方三层，四周还有台阶可以登临，如此奇怪的形制在良渚文明的瑶山祭坛中曾经出现过，不过这并非良渚人的首创，新石器晚期的部落首领和帝王就普遍采用筑坛的方式来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如余杭瓶窑镇汇观山祭坛、上海福泉山祭坛，其中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和1987年发现的瑶山祭坛，形制、结构都与羊子山土台大体一致，自上而下分为三个阶梯。而放眼国外，两河流域的乌尔城有座兹格拉特神塔庙，底座是由三个依次缩小的土台组成，上面建着神庙。

羊子山的形制，古史中亦有记载，比如东方的琅琊台，《水经注》记载，琅琊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两百余步，广五里……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人圬之则，斋洁则通。神庙在齐八祠中。汉武帝亦尝登之。”又如《路史》，“庸城者，垣墉城郭女。群玉之山，平阿无隘，四彻中绳，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先生认为，庸成氏即古蜀历史上的开明氏，其“四彻中绳”的做法，亦与羊子山相似。如此说来，羊子山土台很可能便是古蜀人的祭坛，是古蜀国祭祀的神圣场所。

在这些古老的祭坛中，羊子山土台显然更为恢宏，底座面积超过了19000平方米，巨大的建筑昭示着羊子山土台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一破一立 政治中心发生转变

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考古界对羊子山土台的大讨论。

两万人要修建三四年才能完工，如此浩大的工程直到现在仍令世人惊叹。羊子山土台浩大的工程说明当时古蜀国具有强大的国力，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权支撑。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古蜀已经具有了王国的特征，埋藏着无数财富的金沙遗址与十二桥庞大的宫殿遗址，无不彰显着古国生机勃勃的活力。

羊子山土台的地面台基上，曾经有过几条神秘的白色石条，中间两条白石呈对角线交叉，这似乎是古蜀人在奠基仪式上埋下的某种神秘符号。把这些图案跟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联系起来，古蜀国古老而神秘的祭祀仪式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建坛之前，古蜀人曾经进行过一个奠基仪式，从残留的石壁、陶器和灰烬看，他们可能先摆上了各类祭器，然后进行焚烧；祭坛建成后，这里便成为古蜀人祭祀的天堂和心目中的圣地。主持祭祀的巫师登台作法，祭坛下面，是虔诚的子民。而学者对于青铜大立人身份的争论，向来莫衷一是，羊子山土台却意外地成了解读青铜大立人的密钥。大立人基座是三层四方，跟羊子山土台几乎一样，由此看来，大立人似乎是一个主管祭祀的巫师。

三星堆的晚期，古蜀人挖下两个祭祀坑后，踏上了流亡的道路。祭祀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六十余根象牙，当青铜器、玉器、金器被尘土湮没的刹那，三星堆人积聚了几个世纪的财富也在那一刻化为乌有，迁徙的号角由此吹响。

三星堆古国消失后，古蜀文明的中心进一步移向今天的成都城。而羊子山土台以及金沙遗址、十二桥宫殿遗址的兴起，却成为某种象征，诚如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李明斌所言：当三星堆将惊世骇俗、美轮美奂的重器向两个坑里倾覆的同时，羊子山土台却在平原的中心位置高高耸立了起来。这极具象征意义的一破一立，昭示着成都平原两支考古学文化的更替，一支盛极而衰，一支欣欣向荣，给波澜壮阔的古蜀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向往岷山 遥远故土的怀念？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北偏西这个未解之谜上，除了羊子山土台以外，成都平原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无论是城址，还是祭祀台、房屋遗迹，大多都是北偏西方向，甚至连成都城的格局和成都的主要街道，也是北偏西。这一切似乎昭示着古蜀人对于北偏西的热衷。

年代比羊子山更为久远的三星堆遗址有两个祭祀坑，一号坑为北偏西45°，二号坑为北偏西55°。2001年，一些十二桥文化的墓葬被发现，在成都黄忠村一万三千多平方米的面积上，密密麻麻分布着八百余座墓葬。奇怪的是，这些墓葬并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古蜀人的头部一律朝着北偏西，古蜀人对于北偏西的偏好显然被一代一代继承了下来。

历史上，咸阳、洛阳、开封等古城都是正南北方向，偏偏蜀人的方位概念跟中原地区不同。有学者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描述，认为古蜀人的方向感和地理概念跟中原不同，他们的北要偏西一点，东要偏南一点。这种方位差别造成了北偏西这个奇怪现象。问题是，秦灭蜀后，张仪主持修筑成都城，按理说应该不会再有北偏西的情况出现，结果却不光是成都城，就连城里的街道也变成了北偏西方向。为什么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张仪筑城时也要选择北偏西方向？

今天，如果我们从成都平原出发，沿着北偏西的方向一直走，经过郫都、都江堰，到达岷江，顺流而上，便能到达岷江上游，这里曾是著名的营盘山文化根生的土壤，而营盘山文化，早已被证明是古蜀文明重要的源头。

历史上，岷江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上的古人拉开了古蜀历史上绵亘数千年的迁徙序幕。我们今天看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都有从外地迁徙过来的痕迹，这些迁徙让成都平原的历史变得复杂无比，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厘清头绪。

《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传说蚕丛部落善于养蚕，早就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后来，蚕丛率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吞并和同化了成都平原上的其他部落，逐渐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部落。来自岷江上游的蚕丛也被认为是蜀人的祖先。明代史学家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记载岷江流域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名胜，看来就是当时蚕丛部落从岷江向南一路迁徙在沿途留下的古地名。

北偏西，偏向的方向就是岷江上游和岷山地区，这似乎跟一个遥远的传承有关，难道古蜀人一直在怀念祖先的故土——岷江上游，所以无论是他们的祭坛，抑或是祭祀坑、墓葬，都向着岷山？从三星堆，再到金沙，这个传统显然一直被传承着。

顺风顺水 古蜀人的建筑之道

按照建筑史的常识，房屋应向阳而建，城墙应顺流而筑，这样才合乎自然规律。城市布局也是如此，与当地的风向、水流息息相关。羊子山土台等古蜀遗址的朝向究竟是自然原因还是祭祀原因造成？考古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北偏西这个独特的现象。

学者林向根据建筑学原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北偏西的取向与成都平原的风向、水流有密切联系。整个成都平原为北偏东走向，与北偏西恰好垂直，山在西北角，出水口在东南角，西偏北的方向利于通风，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布局。古蜀人对自然恰如其分地利用和调节，才有了北偏西这个独特的现象。

史前的成都平原曾分布着宝墩遗址、芒城遗址等七座古城，古城的位置，就在河流旁的台地上；三星堆遗址也不例外，旁边就是鸭子河；而金沙遗址的形成，与摸底河或许也不无关联。顺着岷江，从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古人显然注意到了河流的走向，根据北偏西方向和成都平原上的史前遗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在成都平原上生活的一幕幕：岷江自西北向东南而下，在成都平原分布成扇形水网。古蜀人依河而聚，顺着河流的方向建筑自己的房屋，河流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水产资源，他们种植着庄稼，过着农耕生活。

水利专家冯广宏在一幅水向图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成都平原重要的水利枢纽都江堰、郫都，乃至成都、龙泉驿，都在一条线上，北向西偏一点，这正是河流的流向。而根据气象学上的风向玫瑰图，成都平原多北风，城市北偏西布局容易通风，这才有了朝向问题。

一个是祖先力量神奇的感召，一个是对自然恰如其分的处理，无论如何，位于成都北门的羊子山，其北偏西的朝向，都应该是古人刻意为之的。这处恢宏的祭台，与金沙遗址（祭祀区、生活区和墓地）、十二桥遗址（连绵不绝的居住区和大型的木结构宫殿式建筑）一起，勾勒了古蜀人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版图。它们既是古蜀人建筑技术的体现，也蕴藏着古蜀人来源的秘密，更是古蜀国政治中心更迭的见证、古蜀王朝国家实力的象征。

大约秦灭巴蜀之后，一群群移民来到成都，羊子山土台也渐渐被废弃。再后来，古人看土台风水好，将其视为死后的归宿，雇人破土动工，破坏了土台原来的格局与模样，那些曾经在土台上上演的祭祀、吟唱的祝词，也渐渐被人遗忘。

唐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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