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川菜、说四川话、在成都购买商品房 / 最好挨着杜甫草堂” 拥抱一座城市的诗歌气质 ——新诗诗人笔下的成都
◎汤巧巧（诗人、学者）
一座城市的气质，是需要书写的。有的适合用小说，比如上海，它的气质在格非们的新潮小说和木心们的老上海小说笔下；有的适合用散文，比如台北，在三毛的笔端委婉多情。如果说在中国要找一座城市与诗歌最般配，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成都。
当杜甫入川，写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陆游入川，写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锦官城的精气神在这些古代诗人的笔墨之下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对成都的浅唱低吟。
至现代、当代，与成都有过交集的诗人不胜枚举：杨骚、冯至、臧克家、何其芳、流沙河、余光中、北岛、舒婷、叶延滨、柏桦、韩东、翟永明、杨黎、孙文波、于坚、李亚伟、石光华、伊沙、何小竹……
这些诗人里面，有曾经旅居成都，有在成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也有从小在成都长大的。他们有的已是现当代诗歌史上的节点性人物，有的开一派之先河，有的仍活跃在先锋诗歌的实验场上。在他们笔下，一个什么样的成都被看和被发现？
许多人看一个城市，喜欢站在城市高楼上“俯瞰”。当城市成为“城市地图”，城市空间就被单面化，城市也就被抽象和简约化了。作为一个诗意的城市，成都拒绝俯瞰。诗人们让成都在行走中生动起来。它的慵懒、它的智慧、它的美食与美女，都在诗歌的香气中弥漫开来，然后深入骨髓，又反过来成为于坚描写的“诗人的天堂”。
在时间上，成都将古往今来的文脉完整地展现给了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诗人和普通人；在空间上，她古典与现代的一切，交融形成一股强大的磁场，影响着每一个在此生活的人。
慵懒与自在 成都的美学逻辑
由于地处西南，成都自古以来很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方面使得成都以农耕为支柱的社会经济得以平稳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安然保持着富足之态；另一方面也孕育了成都人的闲散品格，纵使东北的硝烟已经燃起，成都人也总能找到不必慌张的理由。
于是在抗日战争开打的第二年夏天，另一位行至成都的诗人何其芳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的诗里写道：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何其芳写作这首诗时，正值国难当头，他在祖国别处见到的灾难与成都的安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如同两个世界，心生不平在所难免。
然而，正是这首诗，从侧面写出了真正的成都味道。成都人在战乱、地震等灾难面前，仍能保持平和从容的内心——这并非醉生梦死，或者“污秽陈腐乃至罪恶”，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成都态度”。
城市并非整齐划一的，在革命或者战争的烘炉下，表现出来的并非一定是喧嚣的、汹涌的革命激情。遥想当年抗战，成都人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出去，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日，其中有二十六万多人为国捐躯。
但是，成都从不过分居功或者矫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该喝茶的喝茶，该打仗的打仗，成都不需要和别的城市一样，被政客们推入历史的洪流供人膜拜，它在自我的逻辑里生长，如同诗人孙文波写的：
是啊，闲散呀……
深入了这座城市的骨髓……成为它的
傲慢、美，成为它的风景。
从这个意义来讲，成都属于美学属于诗歌。这么多诗人在此定居写诗，写成都的茶馆、火锅、藤椅,写成都的粉子，写成都人晒太阳、摆农门阵、桃花树下打麻将，写成都的杜甫草堂、武侯祠、青城山、都江堰，都是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嗅出来的慵懒自在的地道成都味道。
茶馆和酒吧成都的古典与现代
茶馆，就是一座浓缩的古色古香的成都。
成都的“老式小茶馆，精致盖碗茶”，成都的“茶客”，如林文询所言：“也许是早晨也许是下午也许是黄昏，更也许是从东方未白，一脸惺忪几声咳嗽踱进来，便一直端坐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这样的景观自然是诗人笔下最多情的片段。安琪说：“请来到锦官城请将一壶浓茶越泡越淡。”
外地的诗人到成都，除了饮酒吃火锅，大概最为乐道的事情就是坐在藤椅上，把着一盏茶聊个痛快。在外地诗人的眼里，成都仍然充满古老的诗意，于坚在《成都行》中写到：
啊那个秋天我回到祖先的故乡
成都 诗人的天堂行吟江湖上
天地莽苍苍
她现代化的一面，表现在城市东区的工厂一带，也表现在羽翼渐丰，在中国诗歌史的长河里激起了异质浪花的“第三代”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捣鼓”出来的酒吧文化上。
有人认为，很多城市的现代刻在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立交桥上，而成都的现代却深藏骨髓。它的切入点远不是高楼和快铁，而是与夜生活相关的酒吧。
1998年，翟永明说：
“‘诱惑力\’或者‘兰桂坊\’
还有‘红番部落\’
像夏夜的蚊虫
叮满这个城市的面孔
瘦削的街道伸展喉咙
整夜倒进去
川流不息的夜生活。”
酒吧，现代都市文化的符号，在很多大中城市都有。但在成都，它就能够活色生香。因为，成都的酒吧里浸泡着一群群诗人，酒精挥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酒分子，更是精妙的诗歌的灵魂。
翟永明最早在玉林西路和后来在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是诗歌和现代成都的文化地标。那里发生着一场场或令人瞩目或自由生长的诗歌故事。诗人老巢写道：
白夜里的倾国倾城
白夜里的闭月羞花
是成都的，也是我的
诗歌和酒吧在现代的成都共生共长，彼此惺惺相惜。关于诗歌的激情、颓废、疯狂、诉说，在成都的酒吧里都可以嗅得到。
声名与影响 成都的自信与魅力
建设热潮席卷大江南北，这一方面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片土地上的现代人的傲慢。一大批现代化都市建立起来了，物质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们获得了经济上的满足，却突然发现精神寄托已经少之又少。
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晴雨表，诗歌很快就抓住了这一点，敏感的诗人们站出来，开始寻找那条被父辈们斩断的文化之根。
成都是大西南区域经济重心，既完成了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又保留了足够多的古典风韵，从而使得生活在成都的诗人在新旧思潮的节点上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成都是适合创造的，因为这里有过影响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司马相如和李白；成都也是适合回溯的，因为这里有过以怀古著称的杜甫和东坡。
在创造的向度上，成都诗人以杨黎和李亚伟为代表，将中国新诗推向了“史无前例”的先锋实验运动；在回溯的向度上，以柏桦、张枣为代表，将新诗拉回了古典美学的巅峰时刻。
成都为中国新诗诗人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元素，新诗人们则在成都为整个中国寻回了文化自信。
四川诗人宋炜少年时多次“从沐川搭便车上成都”，1984年，他与成都诗人石光华、万夏等人发起“整体主义”研究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在《乘车上成都》一诗里，宋炜回忆儿时情景写道：
我感到我的世界真是太大了，并且
是经过精选的：这么多遇得到的人和物，
我未来那要命的前途，一切不可知的东西，
都和我此时有关：上成都……
虽然只是写路途所思，也能看出当时的成都对一个普通儿童的意义。
这里的成都，正像鄢家发笔下那个有着“一个巨大的胃”的成都，人们穿行其间，“只是一粒粒行走的粮食”。
可以从万夏、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回忆录里看到上世纪80年代成都的诗歌盛况，将成都说成是诗人们确立自己诗歌地位的一个重镇也并不为过。而从成都走向全国的诗人，又把自己在诗歌中确立的自信传播了出去，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化思潮。
到如今，成都当年的诗歌传奇虽已成旧事，其热度和色彩却并未烟消云散，当年那股巨大的能量波，以天府为中心，朝全国辐射开来。
北京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洪烛在其组诗《成都，像捧着一颗易碎的心》里以《我的四川》为题专门写了一节诗句：
从今天起，我要给自己追加一个故乡：四川
从今天起，所有四川人都是我的老乡
我要吃川菜、说四川话、在成都购买商品房
最好挨着杜甫草堂
这就是诗城成都的魅力所在。诗人的诗歌，隐喻了成都的文化精度。成都的诗歌气场，又扩大与收藏着诗人的声名与影响——直至成为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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