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藻宁夏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年月推出册后印象诗系出版了
□范藻
宁夏黄河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4月推出40册《70后·印象诗系》，出版了当今活跃在诗坛的40位70后诗人的诗集。我们猛然发现，在从政、经商、务工和治学的中年大军之外，还有这么一群如屈子泽畔行吟、李白抚剑长啸、东坡把酒望月的诗人，他们涵盖全国18个省市，其中四川就占了五分之一，他们是王国平、张值、陶春、白鹤林、刘泽球、胡应鹏、李兵和朱巧玲。这不由得引出了两个似乎老掉牙的疑问：
在这个崇尚成功人士的时代，我们还需要诗人吗？
在这个流行快餐文化的当下，我们还需要诗歌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与其询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诗人和诗歌，不如思考这帮“70后”诗人写诗的意义是什么。
面对人到中年的境况超越庸常生存的平地
媒体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命名为“70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他们由懵懂少年到成熟中年，由寒窗苦读到成家立业，其中不少的人事业有成，家境殷实，心气高昂，成为稳重的官员、成熟的学者、练达的商人及各行各业的所谓“成功人士”。今天，当他们已届不惑之年的时候，用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感悟，执着地探寻面对人到中年的境况，如何超越庸常生存的平地，提升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
人到中年意味着要突破生存的“高原”状态，在丰衣足食之后渴望生命的飞升。谁来担当这心灵水岸的摆渡人和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呢？当然是诗人。他们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也没有纵横捭阖的权力和声名显赫的地位，李兵有失学打工的经历，张值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省城优裕的工作而投身商海，朱巧玲从事过会计和药检工作，目前做药品研发，白鹤林在绵阳一个工厂当过工人，王国平供职于都江堰市的某部门。然而，他们都过着充实而忙碌的日子，同时，把向往诗意而美好的生活当成不懈的追求。
王国平在《琴歌》中弹奏“你看那些飞翔的琴声”，白鹤林在《车行途中》讲述“美好的记忆”，刘泽球在《汹涌的广场》上幽幽地“回应面具生活的心灵”，那应该是“从自我的心灵手术开始/铲除健康大地上的有毒有害之物/在自然本真的回响处 我们将一如新生者/扑向一枝花，一茎草的干净生命。”是啊，“干净生命”就是再也不为名缰利索所羁绊、为荣辱升降而烦恼、为爱恨情仇而纠结，进入恬然澄明的“诗意栖居”。
置身物欲喧嚣的迷惑建立精神生活的高地
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在飞速现代化的同时，商品经济深入人心，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物质诱惑势不可挡，与此同时，心灵水岸越发迷蒙。就举国而言，我们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营构，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弘扬悠久的传统美德；然而就个体的生命而言，置身物欲喧嚣的迷惑，如何建立精神生活的高地？依然路途漫漫，仍需上下求索。
对于芸芸众生，我想不仅仅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以消遣，且有麻将”，还应该有柳宗元所提倡的“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在《张值诗选》中，诗人在《写作的形而上学》一文中不断追问“为什么写作”，他似乎找到了答案：“写作的自觉，旨在不断拓展人类思维的边界。这不是文以载道这个枷锁的新形式，写作无需虚构心灵的痛苦，但在真实的苦难、困境面前，拥有一份下意识的担当。”这种“担当”就是一种情怀、一份责任和一点良知。
众所周知，写诗是不能成为一门养家糊口的职业，至少在当代是不能的。在这帮“70后”诗人中，尽管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都是他们共同的世俗愿望，但这并不阻挠他们在挺进精神生活的高地的山路上，拾一束野花，饮一口清泉。朱巧玲在《与一棵树交谈》有关“沉默”的意义，陶春在《桐梓坝的秋天》里“行船”，听“大榕树的沙沙声”，絮絮“夜话”，看“水观音”，刘泽球《在某山中小镇》“向你这样的陌生人，絮语着忧愁的地方口音”。诗人们在平凡生活中，像王国平一样构筑《一间叫着幸福的小屋》，它是“建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快乐是屋顶/健康是墙壁/门前的小路上睡着来生与今世”。
反叛扯旗招兵的诗坛走出创作生命的洼地
继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后，四川诗歌界已不能再在某个口号下排兵布阵。除了2008年汶川地震掀起了诗歌的高潮外，几乎都形成不了多角度、多元化和多层面的集团冲锋的态势，而“70后”这些风格各异、立意迥别、各抒己见的诗人，拒绝创立流派而追求真实的写作。他们这种反叛扯旗招兵的诗坛，启示诗人如何走出创作生命的洼地，寻找独特的自我表达。
诗歌在本质意义上是语言的呈现方式和意蕴所在，为此，“70后”的前辈们的种种尝试，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或时代的特征，而这次四川“70后”诗人的登场，由于他们成长在一个开放而宽松的时代，并且像张值、陶春、刘泽球等还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文学教育，因此他们有着自己关于诗歌的语言观。张值说，“语言的局限说到底是思维的局限。”陶春说，“一个时代必须有一个时代的灵魂塑形及其不可被再次重复的声音发出。”
于是，他们走出前辈们纠结于语言之于诗歌的洼地，不立门户，不提口号，让诗歌在语言的海洋里畅游，使诗歌与生活自由的联系、写诗与做人必然的相通。如同样是歌吟爱情，王国平流畅而明丽：“我能从那匆匆凋谢的花事中/随口就能说出/谁是最美的一朵”；白鹤林率真而通俗：“‘从来没有哪个夏天，让我这样/仔细地爱着你。’我对自己说——”；朱巧玲深挚而清丽：“不管身后有什么/美梦已逝，青山白骨/只有你是我的”；陶春朦胧而艰涩：“盘错的齿间/有一对坐在树下的恋人/像石头之血液/我不轻易说出”；张值哲理而蕴藉：“爱情本身却陷入孤独。这是不是宿命？/‘这问题真古老\’，问题指着每个人/譬如引诱你独自消失在异乡”。
出版社搭台，一批四川“70后”诗人集体亮相，于诗人而言，中年是承上启下的人生金秋；于我们而言，诗歌是抒情言志的精神寄托；于人类而言，审美是从古到今的生命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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