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用毛笔写的情书
◎陈远志
书画圈呆久了，发现大多数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极度热爱艺术，甚至很多人从小压根没有接受过美术学习，但都显现出过人的天分和为之付出一切的决心。
上三年级的杨秀坤，可以通过为小人书店的老板画小人书封面和缺损页，以吃饱肚子；上初中的徐德慧在课本上看到徐悲鸿的绘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若鸿；二十几岁时的周逢俊跟父亲商量能不能不娶媳妇，把娶媳妇的钱给他用来买宣纸……这些故事，让人浮想翩翩。故事中的人，都是因为天赋和热爱迷上艺术。而我，十几年风霜雨雪，没日没夜奔忙，为了什么？为钱？想想不是。如果为钱，以我的勤奋，其他行业挣钱更方便。
但是我真的喜欢书画特别是传统书画！
说起喜欢，2005年在《新京报》负责书刊部的广告，有机会接触国内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在有好书看的同时，发现了画家的画册。我至今记得，当年韩铁成先生送我一套黄均、孙菊生、陈大章和他本人合作出版的一套复制版画册时，我的那份虔诚和兴奋劲。但这份虔诚来自哪里呢？现在想想，应该跟小时候我家墙上贴的中堂和两边印制的条屏故事画有关。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三年级前家里的堂屋，每年春节中堂是必须换的，中堂的内容无非山水、梅花配对子，但具体内容无法记起，大概是因为对中堂画和对联的不理解，而两边的条屏画却印象深刻，左边讲牡丹仙子，右侧说的是白蛇传。这些故事，在农村故事性图书极其匮乏的年代，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的阅读生活。那时到别人家串门，最吸引我的就是各家的条屏故事画了。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贴中堂年画的习俗，好像一下子从生活中蒸发了，也许，随着电视普及和城市对农村人的吸引力，远远大于这类所谓的形式吧。
我的毛笔字，到目前来讲还属于极外行状态，但我写毛笔字的历史却很长。记得小学四年级有大字课，可不是书法，遗憾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并不重视这类课，除了语文、数学，当时的老师们也没重视过其他课程。说来奇怪，我对大字课很有兴趣，每周的一节大字课，我都很认真地准备了毛笔、墨汁、大字本，煞有其事地练写。如此这般，在新一个春节到来时，我爸居然把写春联的任务交给了我一部分，写成什么样，我已不记得了。不过那时只有兴奋，也没觉得丢人。后来长大慢慢知道丢人了，五年级以后至今，我再没写过春联。
上中学我是有机会接近书画的，校长是位艺术全才，音乐美术都很强，他给我们上过两节美术课，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教我们画白菜的场景，不是素描，是水墨，也教我们描红，可惜没教我们几节课，就被学校安排其它职位了，其实他就是真的长时间教我们，我也未必会放在心上，因为那时我忙着跟一个会画画长得又漂亮的女孩谈恋爱呢。她有绘画天赋，没有人教，但她画什么像什么。说不上，我是因为她漂亮而喜欢她，还是因为她会画画而喜欢她，又或两者都有，那时男生女生说话并不方便，所以写纸条更多。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不俗，我居然想出用毛笔写，现在我想不起当时自己写成什么样子，也许出于用情会比现在写得好看吧。
后来，我们分手了，我因此去了趟精神病院，然后转了学，吃了两年药，抑郁和生理发育才给控制住了，但我的思想却飞了，借着“有病”之便，整天为阴天下雨、花开花落抒情伤感，因祸得福文笔大好，求我帮忙写情书的络绎不绝，日子过得也算潇洒。
生活就像连环扣，替别人写情书，为我写情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刚和孩子妈谈恋爱的那年暑假，我在亳州她在安庆，在她爸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打掉一笔让二老很心疼的电话费，但实际上我们在电话中聊天很少，因为我家没有电话，她电话打过来，住在村子另一头的同村喊我去接电话，周而复始麻烦异常，我是不敢给她打的，一是每分钟1块5的话费太贵了，二来如果电话被她父母接到那是不得了的，没办法，只能写信。
暑假30多天，我用毛笔写了28封信，这些信大部分惨遭她父母“毒手”，另一部分也在来北京那年，丢失在合肥了。
我经常怀念我写的那些毛笔情书，那真是心血啊，总希望能看到它们，哪怕一封，至少可以知道当时真心、单纯的我字到底写成什么样子，也许只能是梦了。
有时想想，人生还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你付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他都会还给你的，我家堂屋里的那两幅条屏故事画是我对家乡美好的记忆，照此来讲，也许不久的将来，因为我和我喜欢的书画事业的存在，我们村里或者更大的社区人家的堂屋里，会重新挂上结合了现代元素的中堂和条屏呢。
这么一想，我写字或不写字，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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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军（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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