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一叶总关情
□合肥春桃
人们对报纸杂志的印象，说到底，就是对其从业者的印象。这么多年，我和我先生陈桂棣的文学作品，当然指的是中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是给北京的《当代》杂志。倒不光因为《当代》被誉为“国刊”，而是《当代》杂志社有一群我们特别信赖的编辑，他们既有令人称道的眼光，还有敢于担当的精神。而平日写的一些有感而发的随笔和散文，在安徽也大多给了《新安晚报》，同样，因为《新安晚报》有着一群既敬业又有职业操守的好记者和好编辑。
我最早认识的《新安晚报》记者，是当时的文化新闻部主任丁光清。那还是1998年7月的一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全身被淋透了的丁光清却突然找上门来。原来，那天下午，合肥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将一套住宅的钥匙送到了老陈手里，因为老陈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荣获了国家级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市里下文嘉奖，并奖励他一套住房。傍晚，丁光清得知这个消息就冒雨赶来采访。我有心留他吃顿便饭，他竟怎么也不肯，说要赶回去写稿。第二天的《新安晚报》头版头条即登出《合肥重奖作家陈桂棣》的新闻。也许合肥市委、市政府以这样的方式表彰一个作家，在当时的中国也属罕见吧，这篇新闻很快还被《人民日报》华东版头版转发，一时间，这事被传为一桩美谈。
后来，《淮河的警告》被改编成电影《零点行动》，丁光清则从电影剧本在京通过专家论证起就跟踪报道；当摄制组将合肥市和蒙城县两处确定为外景地时，他更是不辞辛苦地深入现场，不仅及时写出拍摄花絮，还图文并茂地对导演和演员进行专访。尤其是，他把电影所要表达的“小康小康，首先得健康”的主旨作了深刻的诠释。前后长达半年之久，他陆续写出12篇有关报道。丁光清的这种新闻敏感与敬业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们便与《新安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2002年2月17日，大年初六，年仅46岁的合肥作协副主席苏廷海与世长辞。正在外地采访的老陈闻讯后，当即返回合肥，强忍悲痛赶写出一篇近三千字的纪念文章《送苏廷海远行》，并将稿子送到《新安晚报》，找到刚上任不久的副刊部主任马丽春。其实，那时他们彼此并不认识，马丽春对苏廷海更是一无所知，但听了老陈的介绍，得知苏廷海是新华社安徽分社一位记者，又是中国文坛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因为直指时弊，为弱者仗义执言，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促使70多个为非作歹的党政官员和不法分子被判刑或遭到处分，被老百姓誉为“新闻猛士”。马丽春看了老陈的文章，不由肃然起敬，她果断地撤下两篇散文，将此文排了上去。第二天的这期报纸被及时送到了苏廷海的追悼会上，大家无不为《新安晚报》的义举而感动，认为这是对英年早逝的“良心记者”最好的慰藉。
后来，我们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由《当代》发表后，首先予以评介的也是《新安晚报》。马丽春以整版的报道，和吴国辉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评论，其影响之大，连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在专访我们时，首先出现的画面就是他们两人的文章。尽管，这之后，我和陈桂棣离开过安徽多年，但不管在江西，还是在北京，我们与《新安晚报》的朋友从没有间断过联系。前几年马丽春离开了副刊，接收我们稿件的编辑换成黄从慎，黄从慎似乎不苟言笑，开始我还以为不好相处，但接触之后竟发现他是一个极其真诚、十分尊重作者的谦谦君子。每次我把文章发过去，不出一天，准会收到他的回复：“稿子收到，谢谢支持。”还忘不了加上“春安”或是“秋安”之类问候语；稿子用出时，又总会收到他的短信：“大作今日刊出”云云。今年年初，我和老陈多年的挚友周先彬突然去世，周老堪称中国工业改革的一位先躯，却由于岁月更迭，人事复非，再加上他已退休多年，因此，他的离世无声无息。我停下手里的一切工作，赶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文章：《一个改革者远去的背影》，首先给了《南方周末》。然而《南方周末》春节期间的稿子已经排满，他们为尽快发表，便决定改上自己的APP新媒体。我考虑熟悉APP的多是一些年轻人，为让安徽更多的读者不致遗忘这位对中国改革事业有过特殊贡献的老同志，就又破例将稿子发给了黄从慎，希望《新安晚报》的纸媒也能用一下。今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周先彬又是安徽当年改革的先行者，黄从慎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稿件，特事特办，竟抢在《南方周末》APP的前面发了出来，这种魄力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
总之，每当人们一提起《新安晚报》，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一个个既亲切又难忘的身影。女记者史守琴因为爱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而得了个“史大侠”的美名，我们在调查“三农”问题的时候与她相识，从而成为不错的朋友。她为人大大咧咧，十分仗义，有几次老陈生病我一人外出采访，她怕我去的农村较偏僻不安全，硬是从报社要了个任务陪我一同前往；印象最深的是去金寨县花石乡寻访老红军徐德英的后代，我们在深山老林里爬了整整4小时的大山，因为她身体微胖，又有哮喘的病根，那次差点虚脱。望着她一身大汗，头发也像被水洗过的样子，我着实被感动了。
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对既能写出一手好新闻，又能著书立说的记者，自然便会高看一眼。曾经是《新安晚报》首席记者的章玉政，他不但把“新闻”这个职业做得十分出色，忙里偷闲还出了几本沉甸甸的文史专著。他非常好学又为人谦虚，我们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约在一起坐坐。几年前，我们的新书《调查背后》在安徽图书城首发，他一个人一下就买了二十多本，说是要送给他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是在用这样一种形式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春风化雨润无声，一枝一叶总关情。说来也巧，我是1993年的秋天从江西来到合肥的，《新安晚报》也正是1993年那年创办的。25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它从诞生到不断发展，直到今天如何成为“中国十大晚报、安徽第一报”的；它也见证了我是如何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个两次获得《当代》文学奖，还获得了“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一等奖的作家的。我很感谢上苍，在我前行的道路上能够遇到这么多正直、善良、有理想更有担当的媒体朋友，是他们，让我对合肥这片土地有了深深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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