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笑笑生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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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介绍
王子让，又名王一笑，作家、美术评论家，山东省沾化县下洼公社平家村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作家浩然先生。其代表作中篇小说《浑浊的秦口河》《海边的风》，分别获文化部巴金文学奖二等奖、文化部飞天文学奖二等奖；散文《故乡的冬枣树》《秦口河的哭泣》分别入选文化部2008年“五一”劳动文学优秀作品评选。现为新晨报驻滨州站负责人，滨州新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原创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们汉族所凡读书识字的人，大概都或多或少的知道一点《金瓶梅》里的故事和故事里面所贯穿的一些人物，因为它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长河里已生存了四百多年。这四百多年来，人们对《金瓶梅》有褒也有贬，众说纷纭，说法不一。长期以来，弄得《金瓶梅》的名声确实不大好，不仅罕有人印刷出版，就连公开阅读它也是像偷鸡摸狗，至少是不大好意思，怕受到不誉之毁。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里面有许多秽亵的描写，被世人误视为“诲淫之书”。因此，清代初始，大文人张竹坡刊行这部小说时，硬是在卷首冠以所谓“苦孝心”，详细解释这部书是一个孝子有所为而作的，强调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和体会到那个孝子的一片“苦心”。实际上，有谁会从书中真正体会到那个孝子的苦心？有哪个读者会相信张竹坡编写的所谓“苦孝心”，这样一来，自然也无助于改变这部小说的名声。
掏良心说话，如果能读通《金瓶梅》，体会到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良苦用心就不难发现，仅仅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淫书，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失于简单粗暴。事实上，从它传世以来，有一大堆文人雅士，而且是些著名的进步文学大家对它颇为赞赏。所以说，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尊重历史。像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剃去糟粕，吸取精华…”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对《金瓶梅》应该所坚持的态度。鲁迅先生和古典文学权威郑振铎先生，他们的学问、见解，该是可以信赖的了吧！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把《金瓶梅》作为明代“世情书”的著名代表作，进行了扼要而精到的评论！第一，他认为《金瓶梅》不是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书，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晋神，不惟交通权贯，即士类亦以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临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第二，它认为《金瓶梅》揭露那个社会，文笔颇高明，称赞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骨而尽相，或幽优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五以上之”；第三，他也看到《金瓶梅》“亦时三步隐曲，猥黩者多”也就是说，其中有许多秽亵的描写，但他并没有像一些道学夫子那样一叶障目而不见舆薪，眼光只盯在那些秽亵的文字上面，视之为“诲淫”之作。他认为“实亦时尚”，与那时社会风气有关，并不是这部小说独自如此。所以，他不赞成“略其他文”，即不看书中的那些“佳处”，“专注此点”，即只看到这些秽亵的描写，便“因予恶谥”，谓之“淫书”。
郑振铎先生的看法与鲁迅先生大致相同。他在三十年代发现了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的时候，曾撰文评论，称之为“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认为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著作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卷《谈金瓶梅词话》)所以，后来他便删掉了那些不洁的文字，将《金瓶梅》收进了他所编写的《世界文库》中。
所以严格的讲，《金瓶梅》这篇小说，虽然间杂猥词，长期以来遭人非议，但是也并非如此，更不能简单的视为“淫书”，加以唾弃。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成就和文学地位，不能一概抹煞，我们这一辈人更不能轻视它。我们一定要爱护和发扬我们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一大笔文化遗产，我们要擦亮眼睛，看好《金瓶梅》的佳处，认识到兰陵笑笑生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伟大成就和价值，这些是值得我们这一辈人去思考和探索的，尽管有一些费解。
仙味
《金瓶梅》是敷演《水浒传》中武松与潘金莲的一段情节而成的，自然的依照着《水浒传》把整个故事的背景放到了北宋，京城是东京汴梁，朝中的权要还是蔡京、杨戬等几个奸臣，并且也直接袭用了《水浒传》中原有的若干细节，如“王婆贪贿说风情”等。
但是，《金瓶梅》也仅只是借用了《水浒传》的一段情节作为它的长篇结构的骨骼，以及袭用了几个细节，如此而已，而主要的内容，也就是书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却是作者从他所生活的明代后期的现实生活中撷取来的。他不再是写历史的故事，而是挑着宋代的幌子，再现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西门庆和潘金莲虽然依旧是小说的主角，而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更加丰富和充实，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不要那许许多多不见于《水浒传》的人物了。
《金瓶梅》的内容是丰富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并非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一味“揣摩下流言行”而已。它从亦官亦商的西门大官人一生的罪恶行径为中心线索，穿插着写进了朝廷权相、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管理皇庄或砖厂的太监、败落世家的纨绔子弟、城市高利贷者，以及依附于、受利于他们的帮闲无赖、僧道尼姑、巫医媒婆、男伶女妓、无行文人，以及被奴役的丫头、小厮等各式各样的人物。这就构成了一幅幅相当错综复杂的社会图画，赤裸裸的再现了明代后期官场和城市社会的多方面的黑暗、腐朽、庸俗的真实情景。她大量提供了颇为丰富的了解明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的权威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金瓶梅》以前和同时的其他小说，没有一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揭露明代后期整个统治阶级和整套封建官僚机构的腐朽是《金瓶梅》的一个突出的内容。在书中，可以看到朝廷机要是如何的广收财贿，像西门庆大官人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下流恶棍，竟能靠着贿赂手段续缘以进，受到了当朝宰相蔡京的青睐，弄得了山东理刑所理刑副千户之职，掌握了一方的司法提刑大权，后来贿赂愈多，关节愈勤，更进而成了蔡京的干儿子，升做理刑正千户。不法之徒却成了司法之官，应当受刑法的坏蛋却成了理刑的官员，真是荒唐之极。何止是西门庆，所有的官僚几乎都是靠贿赂、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就连西门庆的舅子、店铺的伙计、家中的豪奴，也都弄到了一官半职，还“特加超升”而这正是明代后期官僚机构中那种贿赂公行，逐嗜乞怜，“人务奔竞，苞苴恣行”的真实写照。
明代封建专制政治有个显著的特点，是宦官专权，明代后期尤甚。《金瓶梅》是就屡次写到宦官的活动和气焰。在西门庆所在的清河，就有管皇庄的薛太监和管理朝廷砖厂的刘太监，他们有特殊的地位，正如书中人物所说，“常言三岁内宦，居于公主之上”，地方官员要尊而敬之。他们借管理皇家的地产和监造宫用物品，贪婪的营私肥己，成为一方豪富。书中一个已故太监的侄子花子虚，兄弟四人，他分得的一份家产，就是大宅一座，庄田一所，平素里挥霍无度，一次官司就被西门庆敲诈、哄骗去了“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身死之后，西门庆又从其妻子李瓶儿手里赚去“三、四十斤沈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边椒。”花太监生前聚敛财富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朝中得势的宦官，更是权贯无比，炙手可热。号称六黄太尉的大宦官，钦差迎接形状奇特的假山石，还未离京，山东地方官员就紧张准备迎接。船过山东河道，“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山东巡抚，巡按率两司人府亲自迎到船上。由码头到清河一路：
黄太尉穿大红五彩双挂绣蟒，坐八台八簇银顶暖轿，张打茶褐伞，后边各下执事人役，跟从无数，皆骏旗咆哮，如万花之灿锦，随鼓吹而行。黄土垫道，鸡犬不闻，樵采循迹。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随路传好不威风！在这种热闹之中，得益的自然是权贯，接受了许多金银馈赠，那些地方官僚，靠趋从面谀，也会赢得几分升迁的希望，西门庆也于门户添了许多“光辉”，引得一些州县官吏前来乞求“厚爱”，“于上司处美言提拔”，而在这种种政治交易的下面，却饱含了许多百姓的痛苦！
《金瓶梅》写封建官场的阴私，颇为鞭辟入里，写官僚的丑恶，确实算是刻露尽相。在她里面，上自朝中宰辅、封疆大吏，下至府尹、知县，以及守御、团练之类的武职，几乎没有不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刚中状元、进士的新官僚，在返里省亲的途中，还要凭着蔡京管家的书信，向西门庆索取银子。他点了两淮巡盐御史，重过清河，不仅应允让西门庆的家人比别人的商人早三个月提出三万盐引，赚到更多的利钱，而且为西门庆做牵线人，勾结上新任的巡按宋御史，了结了西门庆贪赃枉法，私放杀人凶犯苗青一案，他自己又得到了西门庆的许多金钱酒器，临行时还说什么“又承厚赠，何以克当，容图报不忘也”。贿赂动心，见钱眼开，他们哪里还要什么体统，讲什么是非曲直，宋巡按一开始还故作姿态，嘴里说什么“初任此处，恐怕不好去得”，意思是身为地方大吏，应当顾及影响，以不去西门庆家做客为好，但事实上不仅去了，扰了西门庆的盛席，而且受了西门庆的馈赠；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匆匆告别而去，实际上不过是如蔡御史所说，“做些模样”而已，回府便依照西门庆的请托，放走了被捉拿归案的苗青。后来就肆无忌惮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了。宋蕙莲受尽西门庆的侮辱和迫害，自缢身亡，其父宋仁见女儿死的不明不白，要告状申冤。清河县的知县受了西门庆的人情，反将宋仁抓来问了个“倚户诈财”的罪名。“当厅一夹二十六板，打的鲜血顺腿淋漓”，还威逼着写了“供状”，“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如果说这些还只是贪贿徇私，那么西门庆这个理刑官的理刑就更加荒唐了：为了徇自家店铺伙计韩道国的情，他反诬捉了韩道国老婆王六儿的奸的街坊子弟“非奸即盗”，打得皮开肉绽，统统收监入狱，然后，他又受贿允情，从轻发落，一箭双雕，末后又包占了王六儿。他为了自己包占的妓女李桂姐私接王三官，要给她点颜色惩治她一下，又为了私通王三官的寡母，命令衙门的排军砸了妓院，抓来了和王三官厮混的几个小痞子，一顿痛打后，又放出去和王三官纠缠，末后又收了王三官五十两银子的贿赂，令排军将那几个痞子赶出了王招宣府。他既在李桂姐身上出了气，又讨得了王三官母亲的欢心，为她“管教”了儿子，打开了公开到王招宣府走动的大门，还白白的得了些银子。挑事由他这个理刑官，灭事也由他这个理刑官。这样的官僚，这样的吏治，不能说不是龌龊透顶，荒唐绝伦了。
揭露明代统治阶级家庭的糜烂阴暗，以及社会上人情世态的寒冷，是《金瓶梅》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整个小说是以西门庆这个半官半商的人物的家庭为中心，来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的。虽然它在两性关系方面用笔较多，显得有些碎屑，影响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但也通过大量的平淡的近于琐屑的生活现象，相当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一些丑陋本质。
西门庆是一个荒淫的恶棍，一个“坑妇女的领袖”。但是他并不只是一个“淫棍”，他霸占别人的妻室，娶了几个老婆，多数还是为了谋财。他娶妓女李娇儿，是图她“富有巨万缠头”，“人才两得”；娶孟玉楼，是因为她“手里有一份好钱”，“金镯玉钗不消说，手把现银子也有上千辆，好梭布也有二三百筒”；他敲诈、逼死蒋竹山，强娶李瓶儿来家，不仅因为他那里存放着大量财宝、实物，还因为蒋竹山拿着李瓶儿的钱开药铺，要撑他的买卖。李瓶儿死后，他异乎寻常的悲痛，夜间守灵伴宿，发送得相当排场。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自然颇令人诧异，引起下人的议论，倒是他的贴身小厮看得深切。玳安对人说：“俺六娘嫁俺爹，…….她带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我知道，银子休说，只金珠、玩好、玉带、绦环，值钱的宝石也不少啊！为甚俺父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样一些描写，显然是比一般的小说中单写那些恶少追逐美色、仗势抢夺良家美女的情形，要更加实、细腻、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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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家中的情况，也不是用生活糜烂四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五房妻妾互相明争暗斗，排挤陷害，多少刻薄的话都骂出来了，多么阴险狠毒的心计都使出来了，但是，这一切并不全是，而且主要不是争风吃醋而发生的，其间有地位、财物等多种实际的利害关系，最关键的一点是子嗣问题，谁生了孩子，谁就今后得势，掌握诺大的家私。吴月娘是正室，她是多么希望生下个儿子，她敬佛礼道，烧香写经文，就是幻想苍天赐给她一个胖小子。她怀孕前，潘金莲私下刻薄地讥讽；怀孕时，潘金莲私下里诅咒；流产后，潘金莲幸灾乐祸地说风凉话，就反映了封建社会多妻制下的富家妻妾特有的精神状态和阴暗 心理。在西门庆家里，潘金莲与李瓶儿围绕着李瓶儿生下的婴儿的斗争，表现得就更加明显和险恶。潘金莲屡次使用阴险的手段，惊吓、陷害婴儿，终于使之夭折，成了家庭斗争的牺牲品。
西门庆之家是龌龊的，也是充满罪恶的。有些人，如潘金莲、李瓶儿，是带着罪恶进来的；有些人，如奴仆、丫头，是带着眼泪被买进来充作牛马的。这整个的家庭，更是靠压榨、欺骗、受贿来的钱银来供养的，主子们的生活享乐，是建筑在对奴仆、丫头们的奴役、凌辱、摧残上面的。小厮平安只是由于没有阻挡住西门庆原来的狐群狗党白赉光进门，便收了“拶指”的酷刑，还补挨了五十大板。潘金莲是房里做粗活的小丫头，几句挨不完的毒打，连主子们之间呕气，潘金莲也总是在她身上恶毒的发泄，鞭抽杖打，用鞋底掌脸，直至用尖指甲把脸掐的稀烂，来旺儿和宋蕙莲的遭遇就更惨了。宋蕙莲受到来旺被诬抓进监狱，还发配原籍。残酷的现实使宋蕙莲在堕落的途中醒了过来，怀着一种无限忿恨和羞愧自咎的心情走上了绝路。宋蕙莲的自缢，在《金瓶梅》中应该说是一次罕有的抗议和控诉。
《金瓶梅》还写出了一些社会风俗画，展现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小市民和各式的寄生虫的庸俗卑劣的嘴脸 。如帮闲应伯爵专门趋从奉迎，插科打诨，骗吃骗喝，又很会为找门路行贿的人牵线，从中浑水摸鱼，捞几两银子。小市民张四和杨姑娘都想在孟玉楼改嫁的事上图点钱财，一个力主嫁尚举人，一个力主嫁西门庆。竟撕破脸皮，当众对骂，“差点儿不曾打起来”。常时节得财傲妻，他老婆见钱眼开，前后各自两种状态，都显示了一副庸俗相。王姑子和薛姑子出入大家，包揽经忌，披着劝人行善、增福添寿的外衣，干的却是坑人骗财的龌龊勾当 。这种种画面集合在一起，就多方面地显示了那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时代特征。过去贵族豪门所豢养的优人、巫师、请客的职能，现在由麋集在城市中的各种各样的寄生虫来担任，他们不仅为了门策高贵的老剥削效劳，而且也为并日益增多的亦商亦官、兼放高利贷的新暴发户效劳，从他们榨取来的财富中吸允点滴的残羹剩饭，随同整个统治阶级的堕落，拼命地要钱。这一切，表明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腐朽和解体的时期。
兄味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笔直向前的，而是曲折错综、打着漩涡前进的。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一种艺术素质发展了，另一种艺术素质便可相应的减弱，甚至丧失；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看，各种形式很不平衡，同样一种文学形式中未必是后来者居上，但后来的作品虽然成就不如前代，却也不能否认它在某些艺术素质方面有所发展，对后来成就更大的作品会有所影响。我们正是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原则出发，如实地评估《金瓶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
中国长篇小说是从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成熟的，最早的两部优秀作品是《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从这两部小说到《金瓶梅》，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就是从这两部小说刊行于世的时间算起，也上百年了。《金瓶梅》的创作，显然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的新倾向。
长篇小说的题材与以前的作品不同了。《金瓶梅》所写的已不再是王侯将相兴王图霸的故事，如《三国志演义》那样；也不再是英雄豪杰行侠仗义、发迹变泰的故事，如《水浒传》那样；也不再是神仙道化、仙魔斗争的故事，如《西游记》那样；更不再是在戏曲中屡见不鲜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极其普通、及其平凡的人情世态，琐细不足见的市井和家庭生活碎事。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上举足轻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不再是禀赋超人、智勇双全、性格卓异得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不同、只有在传说故事里才会有的卓越人物，而是现实眼前带有各种世俗相的到处可以发现的普通人，普通的官僚、普通的商人、普通的小市民。他们不想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不讲究什么高雅韵致，个别想充作高雅的人，反倒如同进了哈哈镜，变得滑稽可笑。如蔡御史到西门庆家，主客都表现得庸俗而下流，吃喝玩乐，贪财好色，却硬要说几句斯文话：“恐我不如安石（谢安）之才，而君有王右军（羲之）之高致！”并且还朝着庸俗的妓女挥笔赋诗，“恍若刘阮云入天台”，怎不让人忍俊不禁，笑掉大牙！无论是剥削者、压迫者，还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都是在各自的地位上干着极寻常、平庸、琐碎、庸俗，以至罪恶的事情，一切是那么平淡无奇。题材的转变，意味着小说描写对象的变化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表明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迈进了以再现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新的历史阶段，为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题材的转化相联系的是，《金瓶梅》在反映现实的方法上，也与以前的长篇小说不同了。以前的几部长篇小说，虽然也写反面人物，写丑恶的事物，但主要方面还是着意写英雄人物，通过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大智大勇和高贵的精神品质，并且在描写上着力于从艺术夸张，使整部作品带有理想因素和传奇色彩，诸葛亮可以向天借来东风，可以以空城弹琴退敌；鲁智深力气大得可以连根拔起一颗双人合抱粗的杨柳树；戴宗腿上拴着一道符咒就日行千里，令人读之振奋、快意。在《金瓶梅》里就压根儿不再写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情节，只是照着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如实地进行描述，不加选择，不避琐屑，不加装璜，不作任何超过实际可能性的艺术夸张，生活本身是怎样就怎样描述。这样，理想成分，传奇色彩消失了，但描写的真实性和细致性却突出了，真实地描写上升到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段和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不再靠故事情节和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不再是由艺术夸张所造成的浪漫主义精神激动读者的感情，刺激读者兴奋，使读者在精神感到快慰和鼓舞，而是把生活如实地复制出来。
摆到读者的眼前，让读者自己去认识和思索。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也正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原则。
在如实的描绘生活方面，《金瓶梅》是颇为出色的。如写潘金莲的妒忌心理及其在不同人物面前发作的情态：对着同病相怜的孟玉楼借说私房话进行挑拨；对着粗丫头秋菊作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恶毒发泄；对着当家主事的吴月娘轻言慢语，伺机作些影射；对着西门庆则软硬兼施，取媚邀宠，逼真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富豪家族妻妾之间那种关系微妙，时生波澜的生活情景。再如写帮闲应伯爵在西门庆面前一味趋从奉迎，耍尽嘴皮子，当西门庆未做官时和应伯爵几个无赖结拜排兄弟次序：
众人一齐道：“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西门庆接着道：“这不是叙齿，应二哥大如我，是应二哥居 长”。应伯爵伸着舌头道：“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若有叙齿大如叙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两件不妥：第一，我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众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应二哥，如今局长，却又要叫应大哥了，倘或有两个人来，一个叫应大哥，一个叫应二哥，我还是应应大哥呢，还是应应二哥呢？”西门庆笑道：“你这掐断肠子的，单有这些闲话说”。生动的描写了那种人的一幅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儿相。这种人之所以在有财势的人面前如此自轻自贱，一味奉迎，只不过是为了捞点残羹剩汁，用不着劳累便可生活下去，所以小说中又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应伯爵骗吃乞钱的丑态，揭示了这种人既可鄙又可悲可怜的社会本质。其他，如写宋巡按的装腔作势，蔡御史轻薄无耻，却又故作高雅，薛太监矜持自尊，讲虚排场，爱听奉承话，也都抓住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骨尽相，逼真传神。这些地方都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对后来产生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那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巨著，无疑是起了先导的作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金瓶梅》在运用语言方面是具有创造性的。其叙述语言与明代一般白话小说一样，用的是北方官话，但更接近口语。人物语言则是随着人物的身份而异，力求做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封建官僚说的是官腔，半文半白，夹带着一些官场习用的应酬话。弃儒从医的蒋竹山，语言就更斯文些。如小说第十八回所写，他逐步深入地试探李瓶儿的态度，先问：
似娘子这等妙年，长生深闺，处于富足，何事不遂，致前日有此郁结不足之病？
听李瓶儿说，去年丧夫，又无子息，便乘隙而入，说：
可惜！娘子这般青春妙龄之际，独自孀居，又无所出；何不寻别进之路？甘为幽闷，岂不生病！
等李瓶儿委婉表示希望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物后，他赶忙说：
不瞒娘子说，学生内帏失了，中馈乏人，鳏居已久，子息俱无。倘蒙娘子垂怜，肯结秦晋之好，学生虽衔环结草，不敢有忘。
闻其声就可以想见这个喝过几年墨汁、又在市井间混过几年的穷酸。市井间的帮闲无赖们，则又是另一幅口吻，如应伯爵就粗俗得多。当他们结拜时，西门庆要大家各出点份资，多少随便，也见些“情分”。伯爵连忙说：
哥说的是，婆儿烧香，当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尽自己的心，只是俺众人们，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
西门庆当上了理刑千户，李桂姐自愿认作干女儿，伯爵紧上说：
还是哥做了官 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 。这回子连干女儿也有了。 西门庆骂道：你这贼狗才，单管这闲事胡说。伯爵道：胡铁（胡贴的谐音，意思是胡联等）倒打把好刀哩！
在人物语言的个性方面，《金瓶梅》是应属于那种“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成功作品之列的，至少她的作品是有意识地向这方面努力的。
最生动的人物语言，是书中那些妇女们的对话，特别是在斗气、口角时的言语，全是活的口语，中间总是夹带着许多方言土语，以及一些俗谚、歇后语。如第七十七回吴月娘与潘金莲公开吵架之后，孟玉楼西头调和的对话，全是地地道道的口语，连婆子们的口吻、语态，都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了。这样的人物语言，虽十分精炼，但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很能传神，作者如不十分熟悉生活，熟悉劳动人民的语言，是根本做不到这一切的。
孪味
《金瓶梅》是以她的新的艺术素质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以说有开拓之功，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但是它同时也带有时代所造成的艺术缺陷。
《金瓶梅》显然是较多地写了西门庆的纵欲和性行为。它不仅是它的一个缺点，而且是它的作者妨碍他自己取得更高成就的一个因素。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但应是含有一定意义的生活，不是任何生活现象都可以作为逼真描写的对象。那些只是能够刺激人们的威官、徒令人产生恐怖或厌恶之感的现象，如自杀行为的细节、凶手的具体景象、醉汉或病人痛苦的生理反应、床第之事等，是不能够作为精细描写的对象，至少是不能作没有思想和艺术化处理的描写。因为，那种描写可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可能引起厌恶感，却没有艺术的享受，起不到文学作品所应当起到的启示读者认识社会、理解人生、丰富精神、提高思想境界的效果。《金瓶梅》过多地堆砌琐事丑事，缺乏小说题材的成体性和完整性，缺乏艺术提炼和深化，又过多过细地写西门庆的纵欲，缺乏艺术化的处理，这就妨碍了她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更高成就，兰陵笑笑生在艺术创作主题和艺术创作手法上的怪异，不能不引发我们一代又一代去深入思考。在市井人物的刻划和兰陵笑笑生的身份，《金瓶梅》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费解，这必须要求我们金学爱好的人们去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完稿于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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