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这十年
他收获了诸多赞誉。作为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职的十年，是中国过去30年中通胀水平最低也最稳定的时期。从北美、亚洲到欧洲，多位官员和业界人士称赞他是一位世界级央行行长。
然而谤亦随之。他在任央行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负了“货币超发”的指责。
他将带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遗憾卸任，也许遗憾还有更多。生平抱负是否尽展，他人无从知晓。
“周小川是中国经济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远投向中国经济的逻辑深处。”有学者评价道。
“最难搞懂”的行长
身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常被国内媒体冠以“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周小川说话爱绕弯子，也被市场和媒体认为是这位央行行长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处——— 鉴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这也体现出周小川的谨慎作风和精深学识。
周小川的“难搞懂”更多时候可能源于他的学识精深。
他年轻时在黑龙江852农场插队，这是一座紧邻俄罗斯的农场，他的师傅姓杨，是山东滨州人。杨师傅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周小川非常好学，经常捧着书苦读。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直至博士毕业。鲜为人知的是，2006年在852农场成立50周年之际，周小川以个人名义捐了一笔钱，回报这片自己曾洒下青春汗水的黑土地。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时阅读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献材料，在车上、在机场、在无聊的会议上，随时会掏出一篇英文论文来研读。据说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一些文件的批示中常常出现英文。那时证监会官员一有空就苦练英文，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周小川到央行之后，有一次正开着会，一位司长就匆匆跑出来。原来是周小川布置工作时用了一个颇专业的英文名词，这位司长不明白单词意思完全接不上话，又不好意思问，赶快跑出来找助手翻词典。
在一些会议上，外国官员或嘉宾用英文提问甚至“刁难”，他也能用英文从容“回敬”。2010年博鳌论坛上，主持人格林伍德突然抛出一个政治涵义很浓的问题，质问周小川“中国不太愿意担当全球领导的责任”，随即还有意转过头去问印度央行行长“印度是不是更愿意在海外事务中发挥效应”。周小川用英文引用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点，四两拨千斤地回应了咄咄逼人的提问，表达了中国坚持和尊重由多国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秩序。周小川的“高深莫测”再次派上用场。
“最时髦”的周主席
周小川在证监会的经历颇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证券市场至少有三件大事要追溯到周小川。一是QFII。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三是证监会放权。
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甫一到任，就提出众多改革思路。对于之前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前沿的思路很有挑战性，但也引起了“书生意气”的质疑。
周小川有一句名言：“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他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整肃市场秩序。在他任内，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在2002年12月5日的一个论坛上，即将离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做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我们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这是他对主政证监会思路的一次总结。
证监会主席向来是坐在“火山口”上。尽管他的努力奠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几块基石，但也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流通股东反对这两次“滑铁卢”，引来“改革脱离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承受能力”、“股市杀手”等批评和质疑。
也有人说，作为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运气”不太好。赶上股指冲高下行，市场趋冷。还有一个遗憾是，早在他任内，深交所已经开始筹备创业板，从2000年8月到12月忙活了5个月，却因种种原因未成行。创业板就此搁置近十年。
尽管如此，美国《商业周刊》在2001年却将他评为“决策者之星”，理由是“他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韦加斯。”
“最灵活”的行长
周小川刚出任央行行长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即正式启动，周小川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十年时间，国有大行走出了“技术性破产”的困局，中国金融体系得以重生。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成为周小川行长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水落石出。令业内人士大吃一惊的是，注资动用了国家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所谓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用外汇储备注资在当时不乏质疑声。
“财政没钱，或者是财政不愿掏钱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有市场人士评价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开启汇改，并一次性升值2%，人民币汇率从此“浮”起来。当时也不乏反对之声，甚至有专家当面对他提出批评。尤其是外部对中国施加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奥巴马前顾问萨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场网球双打赛。据传，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说中美之间的汇率将由胜者决定。结果萨默斯输了。
2008年以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国的信贷和投资都进入高速扩张期，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快速上升。面对高通胀，又无法贸然加息，央行的货币政策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 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要体会灵活二字，央行其实早就说了，存准率没有天花板。”市场人士解读说。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学一次演讲中，抛出了“池子关热钱”的提法。他说：“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它需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说起来，“池子说”的面世颇为挣扎：当时会议主办方北京大学严禁记者报道，但周小川演讲结束后，在场几位记者商议认为这一提法意义重大，在北大教室过道上一起“拍板”决定令其见诸报端。
直到2011年，大家终于明白周行长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准备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其核心是抛出疑问——— 到底是谁在累积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天人们终于可以领会他八年前提出这一概念时，其内心所蕴含的深深的忧虑。
2010年以来，周小川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信息，要为地方公共投资的融资机制“开前门而关后门”。其实是希望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找一个对冲安排，不能全压在国有银行的身上，否则，在软预算约束的框架下，最终可能全部由中央银行“埋单”。
“对他的话，听者当时往往很难领会其意思，但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关人士如是说。
“最难追”的行长
周小川大概是中国内地部长中被媒体围追堵截最多的一位，无论何时何地现身都尾随着庞大的记者队伍。由于长年周旋于记者包围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长，惯于打网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动迅速，被记者们公认为“最难追的部长”。
周小川虽然和蔼，但面对媒体提问是有“门槛”的。有时候他会反问媒体：“这个问题……你再想想？”意思是记者提的问题不够专业，等记者琢磨他的话时，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摆脱包围圈。有一次记者追着他问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是否会调整，他笑着说：“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
当然也有例外。2012年两会，周小川如往常一样被记者追着，记者们抛出一大堆市场关心的问题，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道“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是否应进一步加大”时，他停下脚步说：“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会后不久，央行便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2012年末一个普通的周末，周小川出席了三个论坛并发表了三场公开演讲。其中一场演讲的题目是《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他指出，由于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通胀过热的冲动始终多于通缩。”
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许是他的一大遗憾。对于利率决策的自由度从始至终都困扰着央行。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应该下调贷款利率的建议”时坦言，“我对这一块的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
尽管媒体认为他“很难追”，但身边的人评价他“心胸开阔，境界很高”，周小川对很多小事并不计较。有一次在国外开会，会后周小川与外国官员交谈几句，出来时接送的车已经走了，随行人员很紧张，他却说没事，乘其他车返回驻地。
刚过65岁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众多版本。爱好打网球的他，下一个“球”将挥向何处？
（据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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