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孝,不应该是 孩子一人在战斗
现在“孝心”教育在各中小学校兴起点击查看原图新24孝行为标准的出现,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些生活琐事,简单的再也不能简单,但对照新的标准,很多网友感慨万千,觉得自己其实做得远远不够。
更多人在无奈中摇头叹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就这样,在这个以孝自居的文化氛围里,年轻人竟成了一个个“不孝子”?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内心的检讨外,是不是也存在着来自环境的无奈?记者肖明君
A
孝的重新发现——新式“举孝廉”,这种标准可靠吗?
一般来说,一个对父母缺乏“孝德”的官员,很难指望能对他的服务对象体恤疾苦。从一个官员对父母的“私德”,可以预见他对社会、对群众的“公德”。从私德迈向公德,躲不过一个“孝”字。
汉代的“举孝廉”是一种提拔人才的办法。被推举之人,除博学多才外,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然后才可被朝廷任命官职。
现在,这种以“孝”取人的方式,在干部的任免上也有所体现。很多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的干部,在考核任用时被亮“红灯”。《人民日报》多年前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儿孙满堂,病床前却无人照料的山西永济县老人王秀英凄然离世。
随后,当地纪检委宣布了一项处分决定,对王秀英4个有党籍和公职的子女分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
还有媒体曾提到,河南潢川县一名副科级干部蔡某,自己住4层小洋房,却让80岁老母亲住在杂物间。对此,县委书记批示,严查这个“不孝乡长”。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在对公务员考核的任命中,越来越重视对“孝”的考量,有的地方规定,官员升迁前要出示“孝道证明”。
在中国的道德体系里,“孝”的情操被默认为可以升华的,它与其他一切美德有着自然的关联。
一般来说,一个对父母缺乏“孝德”的官员,很难指望能对他的服务对象体恤疾苦。从一个官员对父母的“私德”,可以预见他对社会、对群众的“公德”。
从私德迈向公德,躲不过一个“孝”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有规定:拒不承担抚养教育义务或者赡养义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那么,孝作为一个考量标准,是不是真的具备被考量的可能性?
继“常回家看看”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引发热议后,新版“24孝”行动标准再度引发争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新版“24孝”从物质关怀、精神关怀、心理关怀、身体关怀等几个层面,来规定子女的孝道。
“它讲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小事,不是太严肃、太规范的东西,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标准,不能上纲上线扣帽子,它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行为规范,不是一个行动标准。”
B
不孝是种无奈——被“空巢”瓦解了的最低伦理纲领
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增强,让侍奉在侧的“人子之道”瓦解了。“空巢老人”,正在社会上大规模的出现。“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凄凉晚景,成了很多家庭躲不过的痛。
在中国,曾有一个对于家庭结构的理想描述——四世同堂。
对于家,人们的最本能的心理构思就是,团圆和睦,父慈子孝。但是现在,这些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
推究起来,孝道文化的首要之义是“奉养”父母,这是家庭伦理的最低纲领。但是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增强,让侍奉在侧的“人子之道”瓦解了。“空巢老人”,正在社会上大规模的出现。“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凄凉晚景,成了很多家庭躲不过的痛。
前不久媒体报道某市68岁孤独老太太在儿子家没事“摁马桶玩”,两个月抽走了98吨自来水,就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典型。
更有甚者,在很多城市家庭中,由于独生子女一代的异地求学、谋生,“空巢”现象在向中年人群体扩容,有专家称之为“新空巢现象”。
子女尽孝的可能,就这样,在空间上被压缩了。
多年前,《长沙晚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住河北广平县焦庄村的程老太太因不能经常见到子女,特设了一本“子女探亲账本”,将子女回家的时间和次数记录下来。
她还准备设个“回家奖”,给回家次数最多的儿子和女儿发“红包”,鼓励两个子女常回家看看。
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1.69亿,每年净增1000万,老年人口占比已突破13%。到2014年,预计老龄人口会超过2亿。
在严酷现实和挑战面前,尽孝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今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条文,令人唏嘘、感叹、心酸。
C
东西文化对话——被培养的孝心VS被合同剥离的赡养责任
西方文化强调彼此的独立,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只有感情上的联系,不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在中国呢?得益于传统的孝道观念,家庭养老成了中国最被普遍认同的养老模式。
对于孝道教育,历史上有许多故事与传说,比如“二十四孝”里的“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等,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近年来,在传承孝文化,培养孩子孝心方面,很多尝试浮出水面,其中不乏“雷人之举”。
据报道,中国伦理学会于2011年10月30日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该工程计划利用5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这一信誓旦旦的说法引起激烈反响:孝子可以被批量生产吗?
就如何培养孝心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程为敏说,孝心就像一颗种子,土壤非常重要,整个社会如果有尊老、爱老的氛围,孩子耳濡目染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就会成为有孝心的人。因此,孝子不是某一方刻意培养成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土壤,说白了就是文化。在这里不妨对照一下东西方的“孝”。有文章这样分析:中国人重孝,西方人重爱,这从孔子和柏拉图就晓得了。西方文化强调彼此的独立、个人奋斗,到了老年期亦是如此。人们把独立和尊严看得很重,很难接受在自己老了以后,已经不再是“独立性的存在”而变为“依附性的存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只有感情上的联系,不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
应该看到,西方的这种对亲子关系的认知,与其社会保障的网络严密有关系。在那里,年老的父母可由政府负责供养,所以对子女的家庭养老没有法律约束。
而在中国呢?得益于传统的孝道观念,家庭养老成了中国最被普遍认同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的意识根深蒂固。
大连的时广滨是一名硕士,曾经拥有很好的职业。为了照顾年迈的养父母,他辞掉了工作,在大连第七中学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这位“硕士保安”告诉记者:“养父母的恩情大于亲生父母,我只想平平淡淡地为养母尽孝心。”
D
重构老有所依——孝,不应是孩子一个人在战斗
如果城市的这头不能让我们的父母顺利“进城”,而老家的那头又不能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子女“返乡”,那要想实现新“24孝”标准中的大多数条款,基本上“难于上青天”。
资料显示,自2001年起,中国已正式进入到快速老龄化阶段。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会上升到34%。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已迫在眉睫。
与老龄化社会相对应的另一面是,当前“421”模式的家庭逐渐增多,一对小夫妻同时负担双方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明显存在着“超载”的问题。
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实家庭转型的变化、经济负担上的变化,都在要求相关方面作出调适。
有报道称,在滨州一家公司里,出现了员工父母也能领工资的新鲜事,即所谓“孝工资”。在这家公司,“孝工资”与员工工资待遇完全分开,直接邮寄给老人。以特殊工资形式关爱家属,并非这家公司首创。早在2007年,郑州一家公司就开始了尝试;其后,浙江、江苏、广西、湖北等地的企业也都有尝试,效果非常好。
其实,关爱员工家人的榜样有很多,如谷歌公司推出的超级福利:员工去世配偶还可领10年薪水。这一举措成全了员工及家人;反过来,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吸引力,让谷歌在人才争夺战中遥遥领先。
但单纯依靠企业的良心发现,来应对养老问题,显然有些杯水车薪。真正的制度发力才是人们所期待的。
当前,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明显影响了孝道的实行。《中国青年报》一篇评论文章中发问:别说“经常”,就是领着爱人、子女偶尔回家转一转——无偿加班的劳资关系会“放行”吗?单位的带薪假肯“点头”吗?层层设卡的高速公路肯“优惠”吗……如果城市的这头不能让我们的父母顺利“进城”,而老家的那头又不能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子女“返乡”,那要想实现新“24孝”标准中的大多数条款,基本上“难于上青天”。
对此,有专家指出,从立法角度,应该对老年人权益提高保护力度,政策层面,政府应该制定更好的老年优待政策;对于公共场所、公共机会,有困境的老人应该有优先选择权,比如公办的养老场所,应该优先接收失独老人;同时,要给老人多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让他们有荣誉感,增强幸福感。单位也应该为员工适当提供赡养老人、陪伴老人的时间,让孝心找到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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