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临近黄河下游的水陆码头北镇又挨着蒲台县城祖祖
我们村临近黄河下游的水陆码头北镇,又挨着蒲台县城,祖祖辈辈受着商贾富家、街市贸易的熏陶,村民们自古就有做小买卖的传统。
据我所知,清末民国时期,村内虽然没有商号店面和铺子,但走街串巷、赶集上店、推车挑担、自制些小手工产品进行交易、现趸现卖的小买卖普及全村。高敬领家的箅子、王文斌家的鞭炮、高松领家的皮货、王锡和家的馍馍,高凤翔家的锅饼等,都在附近小有名气。高振和、高振龙、高法庭、高凤翔几家,都有骡马铁瓦大车,搞长途运输;还有些人家推小车短途贩运。规模较小的就是卖烟卷、花生、糖果、糖葫芦,大部分人家都从事一种小买卖,挣个零花钱,借以贴补平日开销,完全靠种地为生的,全村没几户。其中做箅子、鞭炮,以及做皮货生意的,是我们村的祖传手艺。其他买卖大都是临时性的,庄稼地里的活忙了,就放下手中的小买卖,先忙地里的营生,农闲季节,就又做起小买卖,村民们一年四季不闲着。
我记得,每当村前的黄河大坝加固加高时,村里住满了外地民工,一下子增加了上百口子人,顿时热闹起来。早晨出工,晚上收工,到处人来人往,像赶会一样。村里那些善于做买卖的有心人,瞅准了这个好机会,趸来香烟、火柴、糖块、花生,在民工中叫卖。民工们没有几个舍得买一整盒烟的,大都是买几支,相互之间分着吸,解解馋。买烟人只要把香烟拿到手中,卖烟人就立即把火柴划着,双手递到面前,买烟人情不自禁地将香烟叼在嘴上,主动凑上去把烟点着,只要香烟点着了,自然就掏钱,买卖成交。那些卖花生的,全凭花言巧语打动对方,只要说得对方停下脚,蹲下身剥个尝尝,这桩买卖就八九不离十了。这些不起眼的小买卖,一天下来赚个块儿八毛的,是一项不错的收入。等大坝调土工程完工,民工们一撤,村子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才能听到那些 “香油大馃子”“刚出锅的热馍馍”之类的走街串巷人的吆喝声。
村子周围有几家梨树园,面积都有十几亩地,几百棵果树,每年梨儿成熟了,梨园的主人就挑起“八股绳”担子,或者推起小车,赶四集销售。乡亲们虽然发不了大财,但利用这些土产品换来的钱,足以添补家里的日子。
1951年,专署机关从惠民县城迁到新北镇,就建在我们村后的土地上。村里那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又瞅准了这个机会,高长法在剧场对门盖起了营业房,高法庭、高承利在新华浴池对门、露天电影院东邻盖起了营业房和小院,做起了小买卖。随即,开茶馆、卖山果、杂货店、看车铺、小百货、理发店等,以及杂七杂八的临时摊位,把整个剧场街摆得满满当当。前来看戏、看电影、洗澡、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再加上小贩们的吆喝声,整个剧场街人头攒动。尤其到了晚上,卖花生、瓜子、糖块、西瓜、烧鸡、肴肉、鲜桃梨果、冰糖葫芦的都集中到这里,南腔北调的叫卖声夹杂着从剧场内传出的锣鼓琴弦声,别有一番风趣。卖西瓜的老汉,用托盘端着切得一角一角的西瓜,响亮的嗓门高声吆喝:“西瓜啦,杏黄瓤的,比那冰糖还甜啦,五百块钱一大块哎!”扛着杆子卖糖蘸儿的,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小孩们站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那鲜红锃亮的糖蘸,止不住垂涎三尺,拖着大人,向卖糖蘸的走去。见有人走来,卖糖蘸的更是大声吆喝:“糖蘸,没核的糖蘸,又甜又脆,粘牙不要钱。”卖花生、瓜子的人也不示弱:“瓜子花生啦,先尝后买,不香不要钱啦!”卖烧鸡肴肉的案板前点燃了一盏提灯,案板上的肴鸡、肴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钻进路人的鼻孔,勾引的人们真想抓一块塞进嘴里。有人来买时,卖家就拿起锃亮的切肉刀,抓上把肠子、肚(dǔ)子、心、肝、肺、口条、耳朵、猪蹄子等,往圆木墩上一放,根据你要的数量,会各式各样给你切上一星半点,干脆利索地用荷叶包好,根本不用过称,份两足够,全凭买卖人手上的技巧和功夫。
有段时间,农副产品的集市搬到了高家村的后面,乡亲们又看准了这个时机。为了给赶集和摆摊的人们提供方便,村里好几户人家办起了饮食业,卖火烧、油条、丸子汤和水煎包,还有的人家开起了旅馆,为外地人来北镇赶集提供了饮食住宿方便,自家挣鼓了荷包。
可惜的是,到了“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个人经商,村里做小买卖的就销声匿迹了。剧场街上的那些私人经营了多年的店铺、门头房也被折腾没了。从某种角度说,这一“课”上得太好了,它使人们体味到了“小买卖”的甜,“小买卖”的香,那里面饱含着深刻的市场经济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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