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明是惠民县桑落墅镇刘家店村农民今年岁除了农民他
程国明是惠民县桑落墅镇刘家店村农民,今年47岁。除了农民,他还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山东惠民龙凤面粉有限公司董事长；另一个是流转了1.5万亩耕地的“大地主”。
地主的账本
总有一天,
种粮会有利可图
程国明小时家里穷,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地分到户那年,程国明12岁。1984年,16岁的程国明觉得跟父母种地不挣钱,便走村串巷倒卖青菜。1989年,他又开起了馒头房。1995年,他用蒸馒头挣来的钱,开起了面粉厂。这以后,他的面粉加工生意越做越大,他也成了当地的有钱人。
成了有钱人后,程国明又改变了“种地不赚钱”的看法。他说,中国有14亿人要吃饭,总有一天种粮会是件有利可图的事儿,他愿意在土地上多花钱。
2008年,程国明流转了当地农民120亩土地,流转费用是一亩地一年800元。当时,当地流转一亩地的价格才200元钱。“800元钱流转一亩地,意味着农民不用出一点力,就能挣到跟辛苦种地一样多的钱。”程国明说。农民也算明白了这个账,此后便主动联系程国明想把土地流转出去。2009年,程国明又流转来2700亩土地,并对流转费用做了调整:一亩地一年800元钱,或者是700斤小麦,主要是考虑到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所以定出每亩700斤小麦的实物流转价格。此后,程国明流转土地的速度越来越快,到2010年,已近万亩。2011年秋收结束后,桑落墅镇苇子高等5个村的村支书一起找到程国明说,他们村村民基本都愿意把土地流转给程国明。
现在,程国明流转来的土地已经有1.5万亩。按当地4口之家耕种8亩土地的农户基本经营规模计算,这1.5万亩土地,是从7500个农民手中流转来的；一个农户原来的8亩地,要有一个人在家耕种,1.5万亩耕地原来约需要1800个农民常年在田间劳动,流转给程国明一个人,他能否当好这个“地主”?
一亩耕地
种出1.2亩的庄稼
程国明流转农民土地,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规模。每块必须成规模,小地块不要。刚开始他提出的要求是每块地不能小于30亩,后来提升到50亩；另一个是时间。第二轮承包期内剩下的时间,要全部流转过来,只流转二三年的不要。
程国明提出这两个条件,首先因为农户手中的地太细碎。当年分地到户时,考虑到土壤肥沃程度、水浇条件等原因,当地把地划分成四五个等级,这样每户七八亩地都分到四五处,有些村甚至分到八九处。这种情况下,农民手中的地,大的地块也不过二三亩。“地块这么小,我怎么去种?”程国明说。至于流转时间要长,程国明更有他的原因,因为他拿到农民的土地后,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深耕地,程国明说,土地分到户后,基本没再深耕过,20多厘米的表层土下面,形成了坚实的板结层,种上庄稼既不耐涝也不耐旱。深耕的目的是打碎这层板结。第二件事,是根据地形、水浇等条件,尽最大可能把细碎的土地整理得成方连片,然后修路、修水。整理土地的过程中,程国明发现了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原来的一亩地到程国明手里能种出1.2亩的庄稼。因为,过去农民分到的地块,小不说,每块地四周的沟路渠都占着地,1亩地实际能播种0.9亩就很不错了。土地成方连片,众多小的沟路渠变成了耕地,“从一亩地来看,农民种和我种,多收不了几十斤粮食。可要是上千亩,多收的粮食就是个很大的数字了。”程国明说。
规模种植
亩均只需两个工
程国明购进了各种大型农业机械,耕种收全部实现机械化。日常田间管理需要的小型机械,他除了自买,更多是租用农民的。
2013年4月,程国明花40万元,买来两架无人驾驶的农林植保直升机,用来给农田打药。程国明说,买直升机,纯是被逼出来的。2012年,程国明种着8000多亩粮田,不管是小麦还是玉米,都需要打药。打一遍药,需要50个人背着喷雾器,连续打15天。雇一个人一天60元,一亩地仅打一遍药的人工费就要6元钱,而一年需要打六七遍药。这个费用让程国明吃不消。“人工打一遍药要15天以上,而虫情发生最佳的防治时间往往不到一个星期。”程国明说。
两架飞机只需要6个人操作,一天可以作业1000亩,一个多星期就可以给全部粮田打一遍药。机防打药,人工费加上汽油费等,平均一亩只有0.8元。并且,直升机喷施农药,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用药量,一亩地便能节省0.6元的药钱。程国明说,与原来的靠人工打药相比,他一年多就能省出来购买直升机的钱。
2013年,程国明种着8600亩粮田。种这些粮田,程国明用了不到40人:20多个机手,12个包括财务人员在内的管理人员。机手农忙时节在田间耕种收,农闲时节整治沟路渠。2013年,程国明共支付雇工费用150万元,平均一亩地174元。当时雇用当地农民,每人每天是80元至100元。这样算下来,程国明种一亩地,一年小麦玉米两季,用工花费只相当于两个工日的花销。程国明说,他种粮食,一亩地正常年景也不过二三百元的纯收入,“一亩地多用二三个工,我的粮就白种了。”
雇工的算盘
大呼隆劳作
重回生产队时代
农业生产不是车间流水线,机器不可能全部代替人工。浇水、除草、施肥等日常田间管理,还有机器收获时遗漏在田间的粮食,都还要基本靠人手工完成。
刚开始种地时,程国明大量雇用当地农民。地里有农活时,帮助程国明打理农田的公司员工,就从当地临时招用农民。招来的农民在地里干完一天活,当场领钱,第二天需要人再重新招。“招来的人,由公司管理人员带到田间干活,形式和情景就像当年生产队时一样。”程国明说,农忙时节,地里有二三百人在干活。这么多人,十来个管理人员根本不可能看得住。管理人员和招来的农民都是当地人,相互间大多认识,既便是真看到谁在偷懒,也不好扣工钱。这样,偷懒的人一天没干多少活,工钱却照样领。一人偷懒,会影响其他人,偷懒之风不可避免地会在雇来的农民中蔓延。
还有责任心问题。地里的庄稼不是自家的,收多少粮食和自己也无关,雇来干活的有些农民便不很上心,施肥是否均匀,除草是否干净,收获时地里是否还有落下的粮食,都没有人太在意。“刚开始时,甚至有个别雇来的人把收获的粮食偷着往自己家里拉。”程明国说。
斗出的智慧
万亩流转地
重新大包干
“再这样下去,种再多的地,也不会有效益。”程国明说。
2013年年初,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的生产经营办法启发,程国明采取“大包干”模式管理他的粮田。他把经营的10400亩耕地,划成13大块,每块最少的700多亩,最多的1200多亩。他将这13大块地分别承包给13个人经营,程国明管这13个人叫生产队长。
这13个生产队长大部分原来就帮着程国明种地。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种田技术过硬；二是在当地声望高,多数当过村干部。
承包采取包产到人的办法。地里种什么由程国明决定,耕种所需要的化肥、农药、机器由程国明统一提供,浇地耗的油和电除外。承包人生产出来的粮食交售给程国明,价格按交粮时的当地粮食价格计算。
承包人每亩地向程国明交1600元的承包费,地里收入超出1600元的部分分红,分红时程国明占30%,承包人拿70%。此外,程国明给每个队长一年6万元钱,用来支付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费用。
这样,程国明的粮田便由13个队长具体管理着。农田里需要人手时,由队长去找人,工钱实际上也由队长掏。这些队长都是种地的好手,一片地里的农活需要多少人手、多长时间能干完,他们心里很有数。队长对当地农民都很摸底,喜欢偷懒的不要,糊弄的也不要。当天发工资,谁出力多,队长就会多给点。
这种大包干式的经营,大大降低了粮食种植的雇工费用。2012年,程国明一年两季平均每亩地的雇工费用高达150元,2013年降到60元。
开始推这种大包干办法时,程国明觉得能行,队长们也因为自己收入能大幅度提高说不错。实际运行中,也很好地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但在这些都不错的背后,有个大问题——风调雨顺时,大家都有钱赚,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呢?
一年1600元的承包费,程国明和队长们是基于以下收支账算出来的。地里一年种两季粮,小麦平均亩产不低于900斤；玉米平均亩产不低于1000斤,一年一亩地的卖粮收入不低于2100元,扣除1600元的承包费,一亩地一年能超收500元以上。超收部分,队长按70%分红,一亩地一年能有三四百元的收入。除去雇工加浇地所耗用的油电等费用约150元,队长承包一亩地至少能有200多元的纯收益。
可2013年秋季的一场大涝灾,让这些计算全成了泡影。当年13个队中,没有一个实现预想的产值,他们的收益便跟着大打折扣。2013年年终结算时,程国明自己扛下损失。
合作社代耕,
催生出职业农民
2014年,程国明的15000亩流转土地中,有7400亩粮田。对这些粮田,他又采取了新的经营模式。他把7400亩粮田,按照地域划分成6大块,交给6家种植合作社来经营。这6家种植合作社,是在原来的13个生产队基础上合并成立的。
合作社耕种农田所需的种子、化肥、农机等,由程国明提供,或者经程国明认可临时雇用机械,费用也由程国明承担。合作社4个理事(长)的工资及雇用农民的工资,由程国明提供。也就是说,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合作社不用掏钱。
除了工资,合作社4个理事(长)还有一块收入:提成。合作社与程国明达成了口头协议,小麦和玉米亩产各800斤,超产部分,合作社每斤提成二三毛钱。
每个种植合作社有二三十个社员,社员的收入,按农活劳累程度和技术工种等,计日发放。这些人基本属于以下情况:土地全部或大部分流转给了程国明,每年坐收每亩800元的流转费；加入种植合作社,只要地里有活,自家没有急事儿,便到合作社干活,每天挣个百十元钱。出工多的社员,一年能在合作社干200多天,收入2万多元。这样,这些社员便由原来的传统农民,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农民。
2014年,程国明的7400亩粮田,春季种的是优质小麦,秋季种的是玉米。小麦总收入900万元,秋季玉米更是遇上少有的大丰收,平均亩产1300多斤,总收入过1000万元。按收获时的价格计算,程国明2014年种一亩粮的毛收入是2500元,一亩地的租赁费、农资费用、人工费用等约为1600元,纯收入900元钱。7400亩粮田,就是600多万元的纯收入。
种植合作社的收益也很不错,以6家种植合作社之一的惠龙种植合作社为例,惠龙种植合作社除了理事长高书杰外,还有3个理事。理事长、理事的待遇完全相同,一年365天,4个人不管出不出工,每人每天固定工资100元。惠龙种植合作社代耕着3270亩地的粮田。高书杰说,春季小麦超产200斤,秋季玉米按300斤超产计算没问题。超产部分,玉米、小麦各按每斤2毛钱提成,就是32.7万元。4人平分,每人8万多元,加上一年3.65万元的工资,他们今年每人收入都过10万元。
这样,程国明和流转来的土地、当地农民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有土地承包权,却没有经营权；程国明有土地经营权,却不种地；职业农民种地,收入却不依靠卖粮而是程国明发的工资和超产提成。程国明不用种地,却因为有了土地经营权和对生产资料等的投入,拿到了种地收益的大部分。
程国明说,无论是他,还是种植合作社和为合作社具体干活的农民,都盼着粮食能增产。增产了,种植合作社的理事们才能拿到提成,他这个“地主”也有经济效益账可算,大规模土地流转后,各方关系才真正找到平衡点。
程国明,惠民县桑落墅镇刘家店村农民,流转1.5万亩耕地的“大地主”。这位“大地主”与流转来的土地、当地农民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有土地承包权,却没有经营权；程国明有土地经营权,却不种地；职业农民种地,收入却不依靠卖粮而是程国明发的工资和超产提成。在1.5万亩流转地的经营与收益分配上,程国明与当地农民之间,就像在玩“斗地主”游戏。可喜的是,双方最终找到了平衡点。且看——
▲程国明在学着遥控直升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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