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元钱,看谁最不容易满足
今年夏天,回农村老家,在村口碰到乘凉的远房大叔。大叔今年74岁,儿女都已成家。说到现在的日子,大叔说,年纪大了,地给两个儿子种着。儿子给的粮食,足够老两口吃的。大叔种着一分地的菜园,大婶养着几只鸡,平时在吃喝上需要花钱的,主要是买点肉鱼之类的。“国家一个月给60元钱的养老金,我和你婶子都有。有这个钱,每个月买肉买鱼的钱都够了。”大叔说这句话时,一脸的满足。笔者听到这句话时,也是一脸的欣慰——虽然笔者知道,每个月60元钱,还远远不够农村老人用来养老,但毕竟他们每月每人能领到60元钱了。
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又知道有人根本不把60元钱当回事儿。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司长周望军经常报怨公务员工资。他说,公务员工资低得实在可怜。可这位“工资低得可怜的”原副司长,平时只抽一种烟,那就是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由此看来,抽着60元一包烟的周望军对自己的工资收入很不满足。
我们的农民父老乡亲,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原副司长为何能抽得起60多元一包的烟。这个司掌控着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物资的定价权。举个例子就好明白了,人活着就可能生病吃药。价格司能决定那些最终进入医保名单的药品以及单独定价。药品进入了医保名单,药费才能报销,看病的人会首先选择进入医保名单的药品。因此,让自己推销的药品进入医保名单,是医药公司着力追求的事儿。这样一来,“工资低得可怜的”周望军为啥能抽60多元一包的烟就好理解了。
从2006年到2012年,掌管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司长为曹长庆,副司级官员分别有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李才华。2014年8月至10月初的两个月间,这5位发改委价格司官员先后因腐败违纪被带走调查。
定价权的事儿,在普通农民的意识里,有些远,再回到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经常抽烟的人一天大约抽一包烟。一包烟60多元,一个月就是1800元钱。对于原副司长周望军来说,1800元是个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但1800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有各种不同的算法。
1800元,是国家每月发给30位60岁以上老人养老金的总和。靠这些养老金,30位老人中,有些人可以经常吃到肉了。
今年秋收时,惠民县一种粮大户用机械收获玉米,因为倒伏等原因,个别玉米棒子遗漏在玉米棵上,因此雇用当地妇女捡拾。这些妇女拖着装玉米棒子的沉重的袋子,一天在地里弯腰捡拾10来个小时,挣60元钱。一个妇女这样弯腰干30天,才能挣1800元钱。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湖南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为116.6元,其中包括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不算粮食补贴,农民种一亩水稻的纯收益只有7.5元。今年湖南农民种一亩水稻不算贴补能挣多少钱,笔者没查到相关报道。按2011年计算,农民要种240亩水稻才能挣1800元钱。
农业部部长韩长斌2014年10月10日在《农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多数地方,一亩粮食的纯收益只有二三百元。农业部部长说的话,可靠。按一亩粮田纯收益300元计算,农民要种6亩粮食,才能挣1800元。现在山东农民大多为三四口之家,也就五六亩地。这样的一户农民,辛苦种一年粮食,纯收益还不够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个原副司长一个月的烟钱。这样算来,我们可怜的农民,真不知道该如何抱怨了。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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